北京大学三角地信息发布栏被拆除了。
北大三角地信息发布栏曾被称为北大民主墙，已经有几十年历史，见证过多个重大历史事件。
北大三角地被拆除，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北京新京报报导说， 北大三角地信息栏是北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信息栏上，贴满了租房、讲座、求职的信息。
北大学生在三角地查看信息已经成为北大的一个特色。
北大社团也围绕着三角地放置展板，发布社团信息。
新京报援引北大99届毕业生吴先生说，三角地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信息交流的地方，是文化碰撞的地方，“几十年的信息栏，怎么能说拆就拆呢，我们不会忘记心中的三角地”。
不过，北大学生会的值班人员对新京报表示，学生会支持校方在拆除三角地的问题上的立场。
北大学生会的一位人员说，三角地信息栏的拆除是因为“太乱了”，上面大多是校外的广告信息，对校内的学生帮助不大，并且，这次拆除也和近期的教学评估有关系。
拆除三角地的新闻见诸海内外媒体之后，北大校长许智宏作出公开回应。
他说，对北大三角地的整治不能叫做“拆”，而是“规范”，因为奥运会的一些赛事明年将在北大举行，所以校园要进行治理整顿。
拆除的只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牌，它们实在有损北大的形像。
许智宏校长说，“我看全世界那么多大学，都没有那么乱的”。
是三角地影响了北大的形像，还是拆除三角地影响了北大的声誉？ 一些北大的校友对拆除三角地都有哪些看法？海外媒体对北大校方拆除三角地有什么样的报导和分析？
拆除了什么？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勇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北大三角地拆除了什么？赵勇教授在文章中提到北大校方拆除三角地的过程中一些值得关切之处：拆除三角地是谁提出的？谁批准的？经过了什么程序？为什么大家完全不知情？另外，赵勇教授认为，如今的北大三角地虽然已不再是纯粹的思想阵地，那上面商业信息轻舞飞扬，但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本身岂不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吗？
赵勇教授认为，大学校园里有没有公告栏，只是一些细微末节的小事，“去掉几个海报栏就能与世界先进大学接轨吗”？
赵勇教授还指出，如果校方认为拆得对，拆得好，完全可以在青天白日下进行，为什么却要把它放到月黑风高的晚上鼓捣呢？难道校方不怕让人产生一些联想吗？
赵勇教授从北大拆三角地联系到中共在掌权后，信奉“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念，为了与旧世界彻底决裂，1957年不顾北大教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极力反对，拆除了北京的城墙。
媒体还报导说，为了建设新北京，新奥运，北京还在大拆特拆有老北京特点的四合院。
不单是北京，全国都在拆，全国都在建，中国各地的县城和城市都千篇一律地失去了特色。
赵勇教授在文章中说：“结果，拆来拆去，我们仿佛拥有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却失去了一种历史感，因为我们不仅拆除了一处建筑、一个设施，也拆除了一种回到历史的深度模式。
”
赵勇教授的文章还从深层分析了北大校方拆除三角地的“革命”意义。
他认为，消灭一个人的精神，往往从摧残其肉体开始；消灭一种社会历史记忆，常常是从拆除其物体发端。
掩盖历史保政权
中国观察人士注意到，不管是反右斗争的周年纪念，还是文革，或者是林彪出逃，甚至连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共都不愿意大张旗鼓的讨论和纪念，以避免人们产生联想。
一些体制内的中国学者主张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
不过有些学者则认为，当局让民众患上集体健忘症，而且是有选择的遗忘，目的是为了维护执政党所谓光荣、伟大、正确的形像，以免民众对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忘记过去就会白受苦难
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在一篇文章中说，拒绝记忆，就是拒绝人性的良知的回归。
他说，“虽然历史已然远去，记忆也在泯灭，今天的人们沉溺在物欲的漩涡中，被时代裹挟着向前”，但是“难道时间真的会洗刷一切”？
景凯旋教授说：“我们被告知应当遗忘，然后就会感到幸福，于是我们真的就集体失忆了”，“只知在当下痛并快乐着”。
景凯旋教授说，“拒绝记忆，就是拒绝对回归人性良知的呼唤”。
这样的民族不会幸福，历史的灾难将没有任何补偿”。
当年万人瞩目
台湾中国时报报导北大三角地被拆除的消息，用的标题是《北大“三角地”淡出历史》。
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注意到北大校方拆除三角地后，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报导说，北大三角地让人联想起大字报、民主、自由，以至于曾经存在的“北大精神”。
三角地海报墙拆除后，波澜不惊，当代北大学生没什么反应，如果不是媒体的报导，许多人经过三角地时还不能发现少了什么。
中国时报回顾了三角地在1989年民运时期的风起云涌的历史。
当年所有北大学生经过三角地，海报墙上只要有字，大家都会探头去看。
当年每栋学生宿舍只有一台电视，报纸杂志很少，地处学生上课必经之地的三角地海报墙，成为北大学生校园生活的一部份。
网上论坛能取代？“一塌糊涂”身先死
中国时报的报导分析认为，三角地的没落，并不只是政治因素。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和发达，三角地海报墙的功能，包含学术讯息、时政议论，都已经被网路取代。
不过，遗憾的是，北大学生的“一塌糊涂”BBS网站，甚至比三角地海报墙阵亡得更早。
“一塌糊涂”成立于1999年，以北大的一塔博雅塔、一湖未名湖和北大图书馆命名，其中专门讨论时政的“三角地”专栏板块，更以言论自由而引起当局的注意。
200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决定封锁三角地网站，至今没有恢复，北大人从此失去了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
校殇是国殇
被称为北大青年才子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余杰获悉北大三角地被拆除的消息时，写文章说：《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余杰在文章中说：“作为一名北大毕业生，一说起今天母校的情形来，我便不禁黯然神伤。
两年前，当北京大学被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份大学排行榜评价为亚洲排名第一的高校时，有 多少北大教师为此而欢呼，多少北大学子为此而骄傲。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欢呼和骄傲不过是一出荒诞剧罢了。
“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没有出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北大没有出过一个有份量的思想家和先知型的知识分子，北大的教授和毕业生没有写下过任何一本影响世界的巨著。
北大给中国、给世界交出的是一份可耻的白卷。
今天的北大，早已背离了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早已沦为一座没有活力和生机的、阴森森的集中营。
”
余杰感到神伤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面对敢于说真话的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被解聘，报考北大法学博士的甘怀德揭露招生黑幕被迫害，北大学子心灵家园“一塌糊涂”和“燕南网”被关闭，北大历史上最著名的信息中心“三角地”被拆除时，“绝大多数北大师生都报以死水一般的沉默，连一点微澜也没有”。
余杰指出，今天的北大，权势和金钱畅通无阻，北大自觉地充当了官与商的奴才。
余杰说，看看校园里横行霸道的豪华轿车，看看正在拔地而起的五星级大酒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课堂上教授们讲授的“乾货”越来越少，愿意阅读和研究“无用之书”、“无用之学”的学生也越来越少。
金钱的气味弥漫在未名湖的每一丝空气里，权力的欲望充满了这座校园的每个角落。
余杰认为，今天的北大，不缺钱，不缺社会的关注，不缺学生来源，因为北大每年收纳全国半数左右省市区的高考状元，今天的北大缺少的是灵魂，缺少的是正气，缺少的是宽容，缺少的是自由，缺少的是自信，缺少的是张扬学术独立胆识，以及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良心。
文革狂飙起处 不是民主摇篮
海外中文互联网论坛上，刊登了燕园浪子写的一篇文章，回顾了三角地的历史，提出不同意见，对三角地代表自由民主表示质疑。
他在文章中指出，北大三角地曾经张贴过聂元梓等7人联合署名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掀起文革造反运动的狂飙，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惨剧，也为后来红卫兵、工农兵在政治上的崛起掌权奠定基础。
他认为， 海外媒体把三角地作为民主自由的摇篮，是对北大三角地历史的无知。
这位北大学生认为，北大以前的三角地早已死去，剩下的只是一具木乃伊而已。
生涯之忧和政治情结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北大三角地虽然充斥商业广告，但它和北京大学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这所大学政治参与的标志符号。
贺卫方教授说：“这个学校的历史跟这个三角地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意见是要拆掉三角地，说这里现在都是商业 广告。
三角地是这所大学政治参与的标志符号，况且这个地方见证了这个学校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时刻，为什么要拆掉？
“学生们似乎不是特别的关注，学生就是网上挂着，天天泡着。
可能我们现在高考扩招，对学生产生了非常大的焦虑，他们一脑门就想怎么找一个好工作。
以前我们并不担心这些，这种心态的稳定使以前的大学生能够忧国忧民，能够谈一些别人看来是疯子才会谈的话。
“我自己观察，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一个政治情结，只不过你在权衡他的利弊。
学生也有最基本的趋利避害，但是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也会冒出来的。
”
拆除派的理由站不住
中国青年报刊登薛涌的文章，认为象北大三角地这样的信息流通场所，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薛涌说：“类似三角地这种学生自发的信息流通场所，学校的管理越少越好。
学校所应该做的，是尽量提供这样的空间，让学生自己学会怎么去利用。
”
薛涌认为，支持拆三角地的人的理由，没有一个能站得住脚。
有人说广告太乱，需要管理；有的则说租房、办班等校外广告太多，对学生没有帮助。
其实仔细想想就明白，这些广告在三角地这么兴隆，就说明有许多学生在看，关系到他们的具体生活。
怎么能说对学生没有用？这种广告看上去确实很乱。
难道这不是社会的一个反映吗？难道学生不应该从这种乱中理出自己生活的头绪、寻找人生的机会吗？他们如果不能适应眼花缭乱的社会，毕业后怎么生存呢？
薛涌还对比了美国的情况。
他列举了他所在的美国东部大城波士顿的情况说，在著名的哈佛大学校园里，或者城市的公园里，甚至连超市门口，都有类似北大三角地这样的地方。
大家贴出各种广告，租房，找工作，卖旧物等等。
有的把自己不要的书也放在那里，供别人分享，还有给穷人捐衣服的收集箱。
乍看上去，似乎一切混乱无序。
但仔细观察就发现，这种混乱中有着我们没有的秩序。
薛涌认为，象管理三角地布告栏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在大学加以讨论，每个北大的同学都应该想想怎么去解决，大学应该给这种独立的、自治的、负责的、有美德的公民的成长提供充份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