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相告：北京街头有位卖冰棍的老太太，闲来无事与路人聊天，说“共产党比国民党能耐多了，像现在这样的腐败，搁在老蒋身上早就让他垮了，搁在老共身上什麽事也没有，江山照样坐，腐败还有著搞罗。
”老人家出语不凡，三言两语就把我们的问题给答出了一多半，即揭示了这种政治统治既较稳定又易腐败的两重性质。
人们会问，为什麽这样的腐败能让老蒋垮台而奈何老共不得呢？道理似很简单：因为，老蒋身旁有一个强大的虎视眈眈的共产党，所以他不能犯严重错误，否则就会被取而代之，事实发展也正是如此；老共身边则不存在任何能够赶它下台的反对党，不存在任何有份量的独立政治势力，所以它即便犯了很大错误，也很难被逐出统治者的位子。
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
（明镜出版社）
然而，没有强大的反对党，在短时间内确能给执政者带来某种政治稳定，但长此以往就会给执政者带来难於克服的腐败倾向。
前者可视其利处，如老太太所说的“有能耐”，即腐而不垮。
后者则是其弊端，如老太太所说的“腐败还有得著搞罗”，即腐而不治。
两者相比，后者更根本些，因为它是不可遏制的，是最终决定执政党命运的。
这种难於克服的腐败倾向至少有两方面表现：
其一，由於缺乏反对党制约而导致执政党在施政举措上为所欲为。
孟德斯鸠曾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麽样的坏事都能干的权力。
同理，我们也可从政党互动关系角度指出，那种不受其他政党制约的政党，也是一种什麽样的错误都能犯的政党。
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为了防止自己妄自尊大、任意妄为，就应该把自己置於某些压力之下、置於某种警钟长鸣而不敢懈怠的氛围之中。
这其间最有效的压力，当是来自那些时刻想把执政党拉下来而使自己坐上去的反对党。
试想你身边有一个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扑过来的家伙在那儿跃跃欲试，你还敢打盹吗？试想你周围有一些心怀敌意到处寻找你弱点的对手在那儿探头探脑，你还敢随便犯错误吗？尤其是还敢一个劲地犯同样错误吗？
一个政党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
亚里士多德常提到的斯巴达人，四面受敌，却不设城墙，从而把自己置於一种危境、一种稍有不慎便有灭顶之灾的危境。
这就迫使他们时时刻刻保持著高度的紧张，保持著临战的状态。
警觉的眼睛、出鞘的刀剑是斯巴达人最好的城墙，并使他们一度称雄希腊。
尽管斯巴达人崇尚暴力且好於征战的举动不为亚里士多德肯定，但他们这种置危境而自强的精神倒可以为后人借鉴。
因此，有反对党制约对执政党来说并非是件坏事，反倒能迫使后者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必须小心谨慎、克尽厥职，尤其能迫使后者在处理重大事务时必须承受那种“一著不赢，全盘即输”的压力。
咄咄逼人的政敌不会让你拥有许多次犯错误的机会，只要抓住你的一两个大错误就足以将你赶下台去。
在此情势下，执政者们还敢骄矜、还敢懈怠？还敢像毛泽东那样玩儿似地把偌大个国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
毛泽东政权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反对党，也就没有上述那种压力。
它的老政敌被解放军消灭了，它的新政敌被公安机关取缔了。
它似乎有了一个无人来颠覆的铁打的江山。
不过，这种情况对它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没有压力，也就不严格要求自己了；没有监督，也就不必去循规蹈距了；没有畏惧，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铁打的江山也就有了许多铁打的错误。
由於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够取代自己，毛泽东也就不在乎屡犯错误，甚至不在乎屡犯大错误。
像造成数千万人饿死的人为大饥荒，像导致整个民族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搁在任何民主国家里都会使执政者下台，因为反对党要追究它灭绝人类罪和灭绝文化罪；但在毛的国家里丝毫不影响他的统治地位，因为其治下根本不存在能够借此发难的政治势力。
令人十分诧异，执政者们把常犯大错误说成是“交学费”，吃一堑长一智，坏事变好事。
他们竟能在烟波浩淼的汉语词海中找出这麽个好词来。
天底下最划算的事情莫过於送孩子上学堂，交一些学费，长许多见识，并因而有了很好前程。
依照这词，执政党犯大错误也就被说成是在做最划算的事情。
另外，既然是交学费，就不会只交一次，今年交，明年交，只要孩子在学堂就得年年交。
换作执政党的话，今年犯错误，明年犯错误，只要老子在台上就得年年犯错误。
不过，从长远来看，执政党因犯大错误而交出的东西，不是什麽学费，而是人心，而是自家政治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