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国会就建立全国反贫困计划进行辩论，由新民主党提出的恢复每小时10元最低工资标准的动议，再次遭到执政保守党的反对，国会将为此动议进行投票，但业内人士普遍对通过此动议并不看好。
恢復最低工資议案最初由卑诗省国会议员Peggy Nash在去年10月提出。
Nash表示，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建立全国反貧策略的最好开端。
目前各省最低工资标准参差不齐，如果采纳这一动议，将为各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开个先例。
无独有偶，多伦多劳工仲裁员Harry Arthurs在进行长达两年的研究后，也向国会建议，要求联邦恢复每小时10元最低工资制度。
新民主党党魁林顿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加拿大现在愈来愈多领取最低工资的人捉襟见肘，生活困难。
如果一个加拿大人每周工作40小时而不能应付日常基本开支，说明我们必须面对贫富悬殊的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恢复每小时10元最低工资标准的动议？Peggy Nash有自己的理由。
尽管加拿大生活综合指数在联合国的评比结果中多次名列第一，甚至曾四次被联合国人文署评为”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但近年来加拿大贫富差距逐渐加大、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也是不争的事实。
据加拿大全国福利委员会去年公布的数字显示，现在加拿大全国有170万人靠政府救济金过活。
从1986年以来的20年间，加拿大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36％，但是与20年前的社会受救济人口的个人实际收入比较，今天社会受救济人口的个人实际收入在下降。
按照加拿大统计局的标准，大多地区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若在32,500 元以下则属于低收入家庭，而大多地区还有数十万人的家庭年收入还不到这一数字的一半。
每六个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人生活处境艰难，其中包括许多儿童。
《多伦多星报》将这一现象称为“国家的耻辱”。
以加拿大最富裕的阿尔伯塔省为例，约占人口1％的最富裕人口的人均收入从1986年的24万加元上升到目前的人均40万加元左右，约为一个低收入家庭的27倍。
在温哥华，占人口10％的最低收入人口，他们每赚一元钱，另外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就赚10元钱。
在安大略省，由新民主党议员Cheri DiNovo提出的增加最低时薪至10元的私人法案目前在省议会二读通过。
Cheri DiNovo表示，有必要大幅增加最低时薪，因为全职工人如果时薪只有7.75元，每月只得1,200元的收入，无法供养子女和交租，难以负担生活支出，这是有关社会公义的事情。
但自由党和保守党议员均表示，不会支持法案，令法案最终通过机会甚微。
省长麦坚迪认为大幅增加工资不切实际。
面对压力，DiNovo自己也承认法案通过机会渺茫，但她仍然认为，穷人的利益需要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安省新民主党领袖Howard Hampton认为，目前的低收入家庭大多是新移民，为了让他们尽早适应北美社会，并保持他们的家庭价值观，他支持提高最低工资，他说，试想一下，一些新移民来到加国，为了养家糊口，白天打一份工，晚上和周末还可能再打另一份工。
而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可能就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没有时间陪家人和孩子，他们的家庭观念得不到社会的支持。
在政客们为了各自的理想与目的争吵不休的时候，民间对增加最低时薪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多伦多和约克区劳工议会与加拿大学生联会等多个社团联合发起名为“争取10元最低时薪”的宣传攻势，要求安省议会尽快通过由新民主党省议员Cheri DiNovo提出的私人法案，将最低时薪调升至10元，以改善安省超过120万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境遇。
安省财政厅长索伯拉说，大部分经济师认为大幅提高最低工资不利就业，因为雇主可能因此而压缩工时或裁减雇员，以控制薪资开支。
安省大约有200,000人只赚取最低工资，时薪不足10元者更多达120万人。
索伯拉声称最低时薪提高到10元將危害66,000个职位。
如果政府推行这种措施，就会打破一些人的饭碗、制造更大的贫穷问题。
安省保守党领袖John Tory支持这一说法。
新民主党省议员Cheri DiNovo对此反驳说，事实並非如此，有关当局的研究从未显示提高最低工资造成不良结果，并以英国为例，证明提高最低工资除了让人赚更多钱外，对就业几乎没有影响。
事实上关于增加最低时薪的争论并非始于今日，也并非加拿大所独有。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在争论7年后于2007年初画上圆满的句号。
在今后的26个月中，美国将分三步将最低时薪从如今的5.15元提高至7.25元，涨幅达41%。
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Frank Reid指出，把最低工资调高至时薪10元所产生的冲击，可能会落在消费者身上，物价会上涨，如此加拿大人会觉得並不恰当。
美国经济学家则认为，把最低工资调高后，占总劳动人口9％的美国工人会涨工资，但这一比例有可能导致全国失业率适度上升。
《华盛顿邮报》也发表文章说，提高最低工资后，小商家可能会减少员工的上班时间，以此弥补多付的工资；那些无法减少员工上班时间的店家，则有可能提高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将多付的工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为了减少最低工资调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总统布什已经提出，提高最低工资应和“有目的性的减税和政策放宽”配套执行，在未来参院也将通过一个针对商家的补偿性条款。
美国的做法也许对加拿大有借鉴意义。
就在政客们为每小时10元最低工资标准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们去年为议员加薪时并没有遇到如此大的阻力。
先是多伦多市议员以3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为自己加薪的动议。
市议员的年薪，将由目前的8.7万元调高至9.4万元；至于市长的年薪，则由现时的14.8万元，增加至15.7万元。
而据介绍，上述薪资并未包括各项福利和津贴，如免费在市府停车场泊车、免费公车月票、免费球赛贵宾券、免费使用高尔夫球场、免费动物园及展览馆入场券等。
并不是所有市议员都赞同这一决议，甚至有近半数议员反对，有议员表示自己决定为自己加薪令人难以接受，这本来应该由选民来决定。
继多伦多市议员通过为自己加薪的动议后，安省省长麦坚迪在去年圣诞前夕提出一项给省议员加薪的建议。
依次加薪幅度达到四分之一，让人大跌眼镜。
普通纳税人根本不可能想到，议员们为了通过这项建议甚至加了个班，并立刻生效。
根据该建议省议员薪金调高22,000元，从现在的8．8万元，增加至11万多元。
省长麦坚迪的薪金调整后，将从159,000元跳升至198,600元。
由于麦坚迪提该建议事出突然，事先并未有广泛征求意见，新民主党议会领袖科莫斯十分愤怒，怒斥自由党和保守党合谋串通之后突然抛出加薪法案，无奈科莫斯曲高和寡，省议长甚至认为他失态而立即唤人将他逐出省议会。
据了解，安省议员工资调整前低于多伦多市议员，年薪平均88,771元，在全加拿大仅仅低于魁省议员（107,000元），既高于经济形势大好的阿省与卑诗，也高于财政状况一般的沙省、缅省等，他们的年薪均在7.3万元至8.8万元之间；而斯高沙省议员年入6.6万，爱德华王子岛薪酬则最低，刚过5.5万元。
有人认为政客所肩负的责任跟薪酬不成正比，长此下去就很难吸引人才投身政坛。
然而这些由选民选出的政客是否也会想到每10个低薪工人中就有1人没法支付帐单，连食和住都成问题，是否也会想到这些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的工人的工作与薪酬是否成正比这个问题？
多伦多大学硕士、投资理财专家袁惠松先生说，从理论上讲，工资应该属经济范畴，应该由市场来调控，应该是雇主与雇员之间你情我愿的事情。
但事实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最低工资往往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目前看很显然那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不排除政客们为了选票的目的而把它当作一个工具，但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帮助穷人总是没有错的。
袁惠松先生认为目前反对者担心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最低工资标准一旦实行，肯定会增加成本，会有一些雇主因雇不起人而关门。
估计大多数正规的企业会按照法规去执行，不排除部分企业采用周薪、月薪等办法回避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目前就有这样操作的企业。
但办法总是有的，关键是人们对此怎么看待，怎么去做。
对10元最低工资标准最欢迎的应该是那些辛苦工作却拿低薪的普通劳动者。
他们中大多数是新移民和年龄较小的单身人士，他们从事着最辛苦的劳作，而他们的所得几乎不足以应付他们的支出。
不幸的是他们在加拿大很难找到自己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因为他们不象TTC或市政工人、教师、警察那样属于某个经济利益集团，哪怕只是其中一名普通的员工。
于是他们享受不到罢工带来的快乐和利益，他们拿不出要挟当局的任何资本，他们的命运只能任凭他人的摆布。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刘先生说，他来多伦多已经快两年了，因为语言、加拿大经验等多种原因，他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
因为孩子小，送托儿所负担太重，于是太太在家带孩子，他则找到一份工厂工作，每小时8元工资，一个月下来，付了房租、交通、通讯等费用，几乎就没剩什么了。
好在有孩子的牛奶金勉强够支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为了将来的发展，刘先生与太太忍痛下了狠心，将孩子送回国内交父母抚养，他们两个一个继续打工，一个进了学校去学专业课。
刘先生说，如果工资能稍高一点他当然欢迎，他不指望增加这点工资能对生活有多大的改善，他只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补习英语，争取早一天找到专业工作。
许多新移民发现，虽然自己工作很努力，但生活仍然过得非常艰辛，有时甚至难以为继。
10元最低工资标准是否执行并不是生死悠关的大事，他们只希望政客们在关心自己的同时也能切实体恤一下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苦楚。
（记者 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