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中国人发明“老外”这个称呼时，指的是那些出没在中国大地上的洋人。
近些年来，人们发现，自己身边这样的一些“老外”渐渐多了起来：他们有国外身份，包括绿卡和国籍，但却生活工作在中国；他们不像早年的“海归”一样满嘴蹦洋文，外貌和行为举止看起来与普通中国人无异，如果不说，谁也看不出来他与某个遥远国度的联系。
作为“老外”里的新品种，他们原先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现在的身份是：半路老外。
周六，焦玉虹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菜场买菜，正低头挑西红柿的时候，旁边忽然有人说：“看不出来吧，这可是个加拿大孩子呢。
”焦玉虹闻听此言心中一惊，抬眼见一个保姆模样的妇女牵着个中国人样子的小女孩，正跟卖菜的小贩闲聊。
从菜场回家，焦玉虹急忙把母亲拉到一边，再次强调了家庭纪律：不能对任何人提孩子入籍的事。
如果学校知道儿子已经是加拿大人了，学费不知道要暴涨多少倍。
知道了，”母亲幽幽地说了句：“现在加拿大人真多啊！”
你身边的“半路老外”
去年10月，焦玉虹在加拿大宣誓入籍，11月回中国，目前在天津开发区一家生物科技企业工作。
这家企业30名员工中，5个有海外身份，其中3人加入了外国国籍，另外两个持有当地永久居民资格。
不用特别留意，人们就会发现，近年来身边这种常年生活工作在中国，外表看起来又没有任何“洋相”的“老外”越来越多了。
他们不像早年的“海归”一样满嘴蹦洋文，行为举止与寻常国人无异。
能够把他们分辨出来的硬指标屈指可数，譬如，他们每年必须为了签证而至少在出入境管理处出现一次，或者每隔半年要消失几天；通常，在需要掏出居民身份证的时候他们掏出的是外国护照，当然也有人仍然可以掏出他们偷偷保留又尚未过期的中国身份证。
1994年，加拿大对中国大陆技术、商业移民开门，为“半路老外”打下了伏笔。
90年代末以来，各种鼓励海归政策陆续出台。
2000年以后，拿了国外身份又回国定居的“半路老外”真正多了起来。
“半路老外”的大军中，一部分来源是传统的留学生，他们出国时多在20来岁，国内无经济基础，在国外经过多年苦读，有的又工作数年，获得身份后回国；另一部分则是出国时即以移民形式移出，落地即有当地身份。
这部分人又分三类，一是投资移民。
据中侨投资顾问公司副总经理田晓青介绍，投资移民的年龄多在四五十岁，在国内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
二是技术移民，年龄主要在30～35岁之间，本科以上学历，国内生活状况小康偏上。
三是作为杰出人才的自雇移民，分布在艺术、体育等领域。
以移民形式出国之后又回国发展的，大多在国外居住时间不长，少则2年，多则5年，受国外生活熏陶不深。
针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大品牌”，很多中国人的目的一上来就十分明确——拿了护照就跑。
一个换国籍家庭的7年
“2000年底递申请，2001年4月拿到档案号(那时候怀着老大)，2003年夏天体检，2003年10月拿到签证(去香港拿的)，2004年5月29日登陆(因为6月15号签证到期)，2004年9月老公考过GMAT，年底考过托福开始申请学校，2005年6月～8月读PRE-MBA，9月正式入学，2005年12月怀上老二(那时候可能在美国旅游)，2006年9月老二将会出生，2007年4月老公毕业，6月参加毕业典礼后准备回国。
2007年6月，申请入籍。
”这是姚瑞秋一家2000年到2007年的家庭史，2000年，为了圆丈夫的留学梦，他们全家打定主意做“半路老外”。
姚瑞秋移民的目的地是加拿大。
付出的直接代价是：办理移民用的5万元(RMB)；全家在加生活三年约100万元(RMB)的花费；放弃她与丈夫在福建当地银行的中层管理干部职位、9年工作经验、15万(RMB)的家庭年收入，以及三年时光。
他们的收获如下：首先，以较少代价获得的海外MBA学位。
姚瑞秋告诉本刊，对像MBA这类热门专业来说，以移民身份读是最经济的。
国际留学生和绿卡生相比，学费一年差一万左右加元，助学金相差更多：去年她丈夫有1.4万加元，而国际生只有500元；此外，绿卡生还有政府无息贷款，而国际生没有。
对他们来说，移民“是为了读书，为了打工移民就不如待在国内了。
”
第二，无代价合法孕育的第二个孩子，以及将来子女随时可享受的国外免费教育。
怀着老大的时候就想怎么也要再生一个。
”姚瑞秋说，在加拿大，从怀孕到生产不用花一分钱，孩子降生后，每个月有牛奶金366加元，教育从学前班开始到高中毕业都免费。
第三，便于国际旅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免签证的加拿大护照。
第四，较熟练的英语水平。
虽然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整天做算账的工作，但是关于花几年时间拿国外身份这件大事，更具体的经济账姚瑞秋也没算过。
老公说基本到我38岁的时候，生活会比出国前过得好，我就信他了。
没法想那么多，想太多什么都做不了了……”
移民，不是为了离开
做了将近十年移民顾问的田晓青告诉本刊，十年来中国人的海外移民目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90年代中到末期，绝大部分移民考虑的是到国外淘金。
从2000～2002年以后，移民中的主体不是为了到海外定居，而是为了寻求国际身份，或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同时国内的投资和工作机会他们也不舍得放弃。
因中国护照签证繁琐，国际通行证对国际生意的拓展有直接帮助。
田晓青介绍，国家投资政策中对海外资金的优惠条件也是促使投资者寻求国际身份的动力。
教育方面，加、澳大学之前所有教育免费，大学只有国际留学生学费的1/3到1/5，各类政府津贴很多。
在北京，读重点小学就需花5万～10万。
同时，国外身份在医疗、养老等方面也有优势。
此外，通过移民换身份后，还可以方便地去第三国，比如美国。
“对于国内的富人来说，寻求国际身份的愿望是比较迫切的。
”一位欧洲投资银行合伙人告诉本刊，他的许多私营企业业主朋友，感觉对自己的企业拥有感不强，似乎还像在公私合营中。
近日《南方周末》公布的一份对内地33位富豪的调查问卷也显示：九成富豪承认金钱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和“烦恼”，其中有7人感到烦恼是最主要的。
这种心理暗合了富人们纷纷以国际身份寻求自保的现实。
像姚瑞秋一样，有着明确移民目的的人，在国外会生活得比较阳光。
但那些出国前盲目跟风，没有太明确目标的人，很可能会在求职中遭受打击。
对这些人来说，国外身份更成了他们坚持下去的惟一理由。
“有些人移民的动机比较盲目”，田晓青说，对这类移民她并不鼓励但表示理解。
田说：“那些工作在十年左右，事业发展碰到天花板的白领是移民感冒的易感人群，他们移民的真正理由可能很感性，那就是，厌倦。
”而据田的经验，这些人最后绝大多数是要回来的。
“半路老外”的中国处境
在人们的印象中，外国身份可以提高身价，否则谁愿意花几年的时间去换它。
但事实上，那些想通过获得国外身份然后回国打拼的人，他们的身价真的因此而提高了吗？大部分亲身经历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新西兰公民杨世春是2001年回国的，现在是一家合资医疗机构的副院长。
杨世春说，90年代末，在一些外企里，同等岗位外国国籍员工的工资待遇还和国内人不同，但现在早没那一说了。
2000年左右海归工资的畸高，与IT泡沫有直接关系。
2002到2003年，迷雾散去，海归的真实价值显示出来。
”杨世春曾亲眼看着一些IT圈的海归朋友，在两三年内工资已经比刚回来时锐减2/3。
杨世春自己回国后的第一个工作与他的国外身份还有些关系，但自己创业后，就与国外背景没任何关系了。
“刚回来的时候是有一点优越感，说话夹杂洋文——那种让人痛恨的坏习惯。
”杨说，在国内真的呆下来以后，心态很快回归了自然。
虽然这几年大家对身边的“半路老外”越来越见怪不怪，但是时至今日，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和歧视，都还时有闪现。
加拿大公民焦玉虹目前是公司里的技术骨干。
她经常被安排参加公司的一些外事活动，公司领导会向来访者一一介绍公司的外国身份员工，以示实力。
每当这个时候，焦玉虹就得起身跟大家点个头。
公司里的年轻人对焦很尊重，但焦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的业务能力，“这个我相信不出国也一样的。
”
毕业于英国国立电影学院编导专业的张铁林，目前兼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外教身份。
张铁林说，在影视行业，有这样的不成文规定，即外籍演员不能参与国内奖项评选。
有时候我跟高娃老师(瑞士籍)略微聊到这个问题，都觉得有点遗憾。
”作为较早为人所知的外国籍演员，国际身份带给张铁林的感受主要是歧视和人们酸涩的目光。
我十年前就在中国定居了。
但是那会儿，我每三个月就得滚出去一趟。
后来慢慢时间隔得长一点、又长一点，现在可以一年一签了，我已经很知足。
”张铁林说自己早准备在国内扎根，“没办法，我喜欢贵国的炸酱面。
”
(记者曹红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