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为了不耽误学习，我们夫妇等到三月份成人高中春假才回上海探望父母。
不料父亲慎重地提出：你们带来的那些西洋参善存片中国都有，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你们能安排在春节回家。
是的，国家国家，只有回国，才有老家的热情，才有过年的感觉。
虽然移居在华裔百分比最多的温哥华，春节的气氛还是迥然不同于家乡的。
温哥华的唐人街萧条依旧，丝毫没有圣诞前大商场的购物热潮。
而家乡就不同了，春节前一个半月，就能嗅出弥漫在大城市空气中的兴奋、焦躁、激动和向往。
移居在上海的白领蓝领们忙着定购回家过年的飞机票火车票，颇有几十年前购买自行车那种一票不可得的炙热烫手。
本地人则忙着准备年货，超市喇叭大声播放着“新年到新年好”的音乐，人们一边喧嚷交谈，一边把货架上的东西往手推车上扔（国内人购物似乎不像北美人那么算计）。
大年夜，家家饭店爆满，据说现在要提前两三个月就预订。
街头街尾一片红色的海洋，千千结、大红灯笼、大红福字……
除夕夜12点整，那爆竹声就像放炮一样，长达半个多小时。
路上不一会儿就铺上了厚厚软软的爆竹壳，踩上去非常舒坦，散发着新年的气味。
初一到初七，户户轮流做东接待客人，人人走亲访友，出租司机都笑不动了。
不过，在天天吃饱穿好天天过年的今天，如果不是为了回家团聚，我们其实已经慢慢地丧失了对春节的强烈期盼，也难以体会到物质贫乏的年代里那种过年的乐趣了。
首先，那时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
如果你平日穿件新衣服，同学们会问：“过年呀？”而后拍打你的头顶：“新衣服，拍三下。
”母亲在过年前一个月就开始为5个孩子缝制新衣，心急的我每天数着日子。
年三十晚上，我们兄弟姐妹的枕头下压着一年一度的新衣，谁也睡不着，看着妈妈拖地板。
只有过年才大扫除一次，是那个年代的习俗之一。
以前哪有那么多品牌的现成瓜子呀，母亲生起两个煤炉，把夏天积下的西瓜子炒得喷香。
汤团更没有现成的，石磨在邻里之间借来借去，喜欢帮老妈一起转磨，咯吱一声，浓郁的米水就流淌下来。
过年可以吃肉，这也是一件诱人的事情。
那时的肉呀鱼呀鸡呀鸭呀（从未听说过禽流感）都是凭票供应的，有大户、中户、小户之分。
过年时，每家都可多分配点，于是，朝北的窗口挂着风干的鸡鸭。
那时候在菜场工作的不要太神气哦，拍好马屁，还给你多个几两。
我小时候非常瘦，特爱吃肥肉，三年自然灾害中正处于发育期，对我来说，没有比母亲的红烧肉更馋人的了。
年夜饭的热闹不要说了，没有祝词没有客气，只有稀里哗啦的吃菜喝汤声和讲话声。
吃过年夜饭，大家到门背后跳三下，这样才能长高。
只有“文化大革命”的某一年，年夜饭吃的还是咸菜泡饭——当时父亲正挨批斗，母亲没有心思准备年货。
年初一一般还有水果糖。
母亲把硬糖和软糖搭配好分给我们。
我们很珍惜这些红绿纸头里包裹着的糖们，姐妹兄弟经常会对各自的糖果进行重组，一般是一颗软糖换两颗硬糖。
弟弟喜欢量多，大妹偏爱质好，他们在一边忙着兑换。
而三妹是最有心计的：等别人吃的差不多了，她才刚刚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慢慢地咀嚼。
她专注的享受使我们几个在旁边垂涎欲滴。
糖吃完了，糖纸头也能把玩好长时间，软糖通常是“玻璃纸”包的，可以用他们折叠出穿跳舞裙的纸人。
父亲那时长期在外工作，母亲忙于家务，过年常派遣我们几个小巴腊子到阿姨娘舅姑妈伯伯家拜年。
这项任务虽说枯燥，但因此可以得到额外的糖果，运气好的话还有压岁钱，我们还是很乐意的。
顺路看看街上卖洋泡泡和棉花糖的摊头，很是开心。
回到上海，亲人相见，幸福和伤感错综地交织在心头，当年那么精力充沛的母亲患心力衰竭长年卧床，父亲康健但也步履蹒跚。
生命就在关注下一代的成长中，无意间消耗了自己。
年夜饭时，面对两大桌亲人们，我们换了一种新年祝愿，让大家在简单的生活中体验过年的乐趣，在新的一年中活得平凡舒心，健康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