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木然先生在《多伦多都市报》上发过一篇文章“我们再不能这样漠视生命”，当时只知道是讲钟道昌的事情，也觉得这个题目很好。
而士嘉堡发生杀妻灭子的惨案后，就觉得木然先生的文章发早了一点，如果写在这个时候才恰如其时。
谁在漠视生命？
如果说有人漠视生命，这回还真是出了一个，而且又是华人，又是震动多伦多乃至整个加拿大的惊天血案。
小东岳的失踪曾经给华人和全加国人带来这样的震动，但人们更多的是关爱与牵挂，而士嘉堡杀妻灭子惨案留给人们更多的是不解与迷惑。
士嘉堡3尸命案目前还在雾中，不少谜团待解，但有几点已经清晰：一是案发于家庭内部，似乎与外人无涉；二是死去的为受害者而活着的是凶手；三是作为凶手的男主人为越南华侨并从香港移民加拿大，而其妻子原籍广东，嫁给该男人之前已有婚史并育有一子；四是夫妻双方均有亲人住在多伦多或附近，妻子与前夫的11岁男孩与外婆同住；五是该男子的犯罪前科有案可籍。
将迄今为止的信息碎片可以拼接成这样一幅画面：尽管周家或朱家（因粤语翻译的缘故，媒体有称周，也有称朱的）已经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新移民，但他们经济状况不算宽裕却是不争的事实：一是家大口阔，4口之家还有一个怀孕中的Baby，另外其妻前夫的孩子还需要经济资助；二是男主人仅靠千元左右工伤津贴过活而其妻也只是在酒楼做点周末零工，入不敷出显而易见；三是无奈之下女主人找人借钱买牛奶尿片已属家常便饭，总是声明等孩子的牛奶金到帐之后再行归还。
早先传说男子因经商失败而绝望而举刀杀人已不足为信，真正经商的非男子本人而是他的房东。
《明报》报道说，周辉明（或朱克明）的妻子曾经介绍丈夫到自己做工的酒楼工作。
但工作不到一个星期周辉明便没有再做。
该酒楼经理接受采访时说，周辉明经常喝得满身酒气来上班，上班时间又经常躲在洗手间抽烟偷懒。
该经理还说，看起来周辉明的精神状态与常人无异，但干活忙起来他就不能应付，好像很紧张。
媒体报道中有个细节不容忽视：尽管这个家庭收入不高，男女主人在生活消费上并不马虎，成双入对甚至携家带口在酒楼“饮茶”乃经常之举；尽管全家人为交房租发愁，但男主人在事发前买了一个据说很高贵的手机。
写到这儿，想起网上看到的一则令人忍俊不禁的小故事：有个刚从国内来的新移民与朋友们见面，当这位新人提出建议说到饭馆去搓一顿，他的朋友马上都走光了。
这个故事有多真实无关紧要，但至少体现了移民朋友节俭持家与量入为出的可贵，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习惯还得根据自己在银行里面的资金流量来决定。
就目前的猜测来看，是否另有隐情还有待于调查的深入，但各方均倾向于因经济困境而出事，说白了就是周家太穷又想把日子过得像样一些才生出事端。
又是贫困潦倒惹的祸？
无独有偶，去年5月4日家住士嘉堡的华裔女中医周方为在家被人割喉杀害，凶手是租住女中医家地库的租客陈晓彤（Chen Xiaotong）。
当时人们对陈的杀人动机也是大惑不解，各种猜测层出不穷，但最后的调查结果表明，凶犯陈晓彤是一个贫困潦倒的精神病患者。
陈晓彤及妻子移民加拿大后长期没有正式工作，并且已经作出回流中国的决定。
陈晓彤曾因在大街上大声喊叫被警察拘留，后送医院检查发现陈患有精神分裂症，需要定时服用药物，但他无钱购买药物，所以没有继续服药，从而酿成房东女中医被害的惨案。
从陈晓彤举刀割喉到周辉明挥刀狂斩，尽管时间、地点与对象均不同，但有两点很相似：一是贫困潦倒，陈家居然买不起治病的药，以致精神病发作而伤人；周家也是四处举债，连孩子的牛奶尿片都是借钱购买，事发前周家已经欠了一千多元的房租，而究竟向邻居朋友借了多少钱未还至今还不得而知。
二是均住在天昏地暗的地库里面，居住环境与精神状态是否有直接联系尚待研究，但租住地库与经济收入直接相关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少新移民都有在地库暂且安身的经历，为的是工作稳定收入好转之后再买房置屋。
绝大多数也确实三五年之内翻过身来，鸟枪换炮，顺利实现买房梦，有的甚至从租客摇身一变成为房东，从而度过最为艰难的移民阵痛期。
但也有人没有顺利完成这个转变，加上其他诸多因素，从而发生血溅地库的惨剧。
有人说贫困是最大的污染，也有人说贫困为万恶之源。
饥寒起盗心”还不完全，饥寒也起杀心。
陈和周的悲剧居然发生在高度发达堪称富裕的加国社会，不知是政府的错，还是移民的错？
难怪木然先生感叹许先海和钟道昌们的不幸，他们在国内本来已经拥有一般人难得拥有的东西，从学位到职位到地位。
不说他们，就是我们新移民大家，本来已经脱贫，不少技术移民在出国前已经稳居中产或小资的地位，有的甚至具有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实力、资本与条件，但移民加国反而将自己置于有些狼狈的境地，甚至无奈之下陷于相对贫困，需要重新经历脱贫过程，不得不受“二遍苦”“二茬罪”，想来不知该笑还是该哭，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周某也有精神病？
陈晓彤残害女中医一是因为穷，二是因为病。
至于究竟是因穷而病，还是因病而穷不得而知。
但他的精神分裂症已被医生和警方证实。
即使在法庭过堂时他的精神分裂症状也表露无遗：法官按惯例询问其姓名时，陈居然回答不上来，被提问是否结婚时，也同样答不出来。
鉴于周辉明杀妻戮子的残暴与血腥，人们在无法理喻、不能想象之际，剩下的解释和答案只有一个：他有精神病。
周的律师也是从这个方向在努力。
笔者对精神分析和心理学一套一窍不通，但此案中最令人迷惑的至少有两点：
从接近周家的朋友那儿得到的信息是，男子完完全全是个“Family man”,既爱妻子，又疼孩子。
据说该男子与其妻的相识相爱颇具浪漫意味：男子嗜好喝茶，而女子在那个酒楼做工，一来二往而生出感情。
据说女方母亲曾极力反对，但女子爱意甚笃，一意坚持并终结秦晋之好。
为避免非议，他们何时结婚居然无人知晓。
后面有小孩之后，男子也是疼爱有加，并不无得意地告朋友说，得一子一女，此生足矣。
虽然也有邻居指出朱家经常发生争吵，但怎样争吵、为何争吵，不得而知。
何况家庭争吵绝非稀罕之事，请问加国之移民，谁家未曾有争吵？
第二是说该男子虔诚信佛，家中神像高供，香烟缭绕。
想来佛家理应信善，绝不杀生应为信徒之要义。
男子虽然经济有困难，心中很痛苦，但似乎也不至于对娇妻爱子痛下杀手，把身怀六甲的老婆杀得血流满地，将两个可亲可爱的孩子砍得面目全非。
正常人无法理解，于是马上想到“精神病”这样的概念。
中文媒体报道说，当律师和精神病专家去见周某的时候，他马上问他的妻子儿女怎么样，显出十分关切的神态，如果说他爱妻爱子，由此也可见一斑。
看来头脑清醒，言之也有理，似无精神病症状。
记者也说他在过堂时全身不停发抖，想来自己也被吓得不轻。
精神病专家有个解释说，某人要是爱自己亲人太甚，又遇到特别艰难境地之时会产生先杀亲人尔后了断自己的想法和行为，以免自己走后亲人受穷受苦。
听起来似乎周某杀人害命既是一时冲动也是满怀善意。
笔者想起了耿朝晖，可怜耿朝晖在无法解脱之际并无任何伤害家人孩子之举，尽管客观上他当着孩子的面跳楼可能会给孩子刺激，但怎么说也是无意，还有无奈。
耿朝晖的匆匆离去令人痛惜，但仅从他未主动、直接伤害亲人这个层面上，他比姓周某要高尚许多。
周辉明不仅导演并执行了一场家庭暴力的惨剧，而且把这个悲剧演到了极致。
家庭暴力从来不是华人的专利，各个族裔都有，就像穷困潦倒、酗酒吸毒、嗜赌成病、残忍冷血存在于社会的各个群体一样。
但笔者想到的一个问题是，杀妻戮子是否有着文化根源，而且华人的类似行为是否会引起当地社会的反感？
对华人社区有何影响？
从文化差异来追问悲剧的根源有太多文章可作，笔者所想到的是华人几千年传统是以家庭为核心，再扩大一点是以家族为社会生活的核心。
最近发生在广东湛江两个村庄之间喋血械斗仍然可以看到这一传统的痕迹，这在高度城市化的西方是难得一见的。
与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同，中国人讲究集体意识，这个集体意识的根基其实就是家庭为核心的传统。
在这种道德规范之下，个人的独立性、主体意识及与众不同的言行从来都是受压制的。
尊重长者与服从权威（最高是皇帝，最低是家长）既是统治的需要，也是社会秩序的要求，这反过来加强了长者的地位与责任感，他们对后代的成长、婚嫁、乃至职业、前途拥有绝对话语权。
在某种意义上，就干脆将妻子儿女当作自己的财产。
古代皇帝驾崩时要有人殉葬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对皇帝天子而言，佣人奴才的性命无足轻重。
故在家长眼中，夫荣则妻贵子也受益，而当一家之主难以维持生计和起码的家庭体面的时候，考虑到自己离世后亲人可能继续甚至更加受苦遭罪，于是在自己临行之前将他们解决掉。
本地加拿大人也会干出匪夷所思的罪恶勾当，温哥华猪场主系列杀害妓女案、姐妹合伙杀害母亲案以及小女孩琼斯被杀后弃尸安大略湖案。
还有1989年，一名加拿大男子在蒙特利尔一所大学枪杀14名工程系女学生案。
虽然杀人者后来畏罪自杀，但该事件在加拿大引起举国上下的震动。
为告诫世人，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一群加国男性倡议发起“白丝带”活动：发起者身披白丝带，表示决不对妇女施暴，倡导尊重妇女权利，消除对女性的暴力。
西方社会也不是没有类似周辉明的个案，但从文化背景的深层来说是不同的。
比如，天主教就一直旗帜鲜明地极力反对堕胎，认为这与杀人无异；但中国人杀婴长期以来基本上是被社会接受的。
国内实行计划生育之后，这一现象有增无减。
国外学者估计每年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女婴“失踪”，而中国官方担心性比例严重失调、20年后将有4000万光棍汉的报道已经不是新闻。
计划生育对中国人口控制的贡献勿庸置疑，但也成为西方尤其美国人攻击与诟病中国人权的一个最常用也最能刺激西方社会神经的武器。
别的不说，记得当时与白人同事谈起小东岳失踪案，有位直率的同事毫不掩饰地说，“I believe you Chinese did this” ，我当时特别气愤，很想与他争辩但心里又直发堵，也有点发虚，好歹将要吐出来的话吞回去。
于是心里头一边为小东岳祈祷，让上帝保佑她平平安安地回家；一边又期望我们同胞中别出个绑匪什么的做这种缺德事，到时也好与冒犯我的这位同事理论。
可惜我的同胞就是不争气，他硬是让我的同事给说准了。
后来在单位总是尽量避开这位老兄，以免他再来个三言两语给我难堪。
直接引起当地社会强烈反弹，甚至引发大规模反华声浪的例子也可以信手拈来。
最著名的要数卢刚一案。
北大物理系高材生卢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获得盼望已久的博士学位不到半年，便开枪打死包括该校副校长、系主任、博士导师、教授和中国同学共5人，另一名女秘书因枪伤而终身瘫痪。
卢刚杀人的动机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也简单，同为来自中国的同学山林华博士论文获奖，而卢刚的论文答辩虽获通过，却是“有条件的通过”。
卢刚行凶前，写了四封同样内容的英文信及一封中文信，托付熟人转寄《纽约时报》等媒体，信中列明了他的谋杀计划以及受害人名单。
卢刚也关闭了银行帐户，将一万美金存款汇票放在一个包裹中寄给在北京的姐姐。
爱荷华大学惨案震惊了整个美利坚，悲痛、愤怒，质问和不可理解弥漫这个号称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
美国华人社区在这个时候所遇到的被动与难堪是可想而知的，而当地社会的反华情绪也是暗流涌动，将所有在美华人及留学生置于特别不利的地位。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爱荷华大学恰恰是美国最早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的大学之一，被杀的副校长克黎利教授恰恰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如痴如迷，对中国留学生也是呵护有加的女士。
克黎利的父亲曾经在中国传教，她自己的早年就是在中国度过的。
士嘉堡命案也许多伦多的英文媒体不会联系到这些，也可能不会对此大作文章，以免踩到种族歧视的“地雷”，但按他们的价值观念，这无疑是很犯忌讳的事情。
也许我们没有经历周辉明所遭遇的困境，也无法体会到他的内心世界的挣扎以及难以描述的痛苦与绝望。
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
但无论如何，不管自杀还是他杀都不是解决困境和问题的方式，更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无辜的生命。
即使周某认为如果他死了孩子们会受苦遭罪，这里还有一句俗话，“儿孙自有儿孙福”，你怎么就知道你的子女就会像你一般无能、无用和无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