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当我们使用“心理问题”一词来表达某种状态时，总会给人一种“这是非物理、非化学的（印象）”，它似乎和谈论人的“心灵”如出一辙。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在利维坦之前的文章《笛卡尔二元论是如何摧毁我们心理健康的》中，作者就指出，“非理性的经验，也就是与‘客观‘世界不准确对应的经验，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错误——并且使这一错误难以继续存在。”而今天文章的受访者神经学家乔恩·斯通看来，这种二元论的认知，使得人们通常会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陷阱中，认为只要是心理出现了某些问题，那就一定是不真实的。乔恩·斯通认为，神经学和心理学指向的是同一个器官，没有必要纠缠于病理上物理或化学意义上的可见证据和心理问题的区分。这就相当于说，当你感到心理承受了很大压力的时候，皮质醇水平上升是身体对这些紧张情况所做出的自然反应的一部分。
这种二元论的对立还会让部分医生认定，患者所谓的病症其实是子虚乌有，无病呻吟——因为就功能性神经障碍患者来说，脑部扫描通常在结构上显示都是正常的。于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误解愈发严重，对于“房间里的大象”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自2017年以来，美国的官员、医生和心理学研究人员一直对世界各地报道的一系列“声波攻击”感到大惑不解。
美国驻古巴哈瓦那大使馆的几名美国工作人员抱怨称，他们身上产生了包括头痛、疲劳、头晕、听力下降和恶心等一系列症状，自此，这种综合征被称为“哈瓦那综合征”（Havana syndrome）。这种疾病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论，人们对于它的可能诱因各执一词。
2023年3月，美国的一组情报机构发布了一份报告[1]，基本排除了某个备受关注的可能病因。该报告的结论是，哈瓦那综合征“极不可能”来自外国势力。
但是美国情报机构认为遭受这种疾病折磨的人并不是在胡编乱造。美国国家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在一份新闻声明中写道：“这些结果并未质疑我们的同事和他们的家人所报告的经历和症状，它们是非常真实的。”
那么，假如它并非由外国势力的武器造成，工作人员也没在瞎编，它究竟是什么呢？
有些人声称这是一场群体性心因性疾病（mass psychogenic illness）——也就是突然爆发的、奇怪的群体性行为，比如“舞蹈狂热”[2]。但是，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的神经学教授乔恩·斯通（Jon Stone）看来，这或许并非是思考这个问题时最有用的角度。
“当病人听到‘心因性’这个词时，他们会觉得‘医生在指责我想象出了自己的症状’。”斯通说。然而，他说，对此症还有另一种可以说是被忽视了的可能解释：功能性神经障碍（functional neurological disorder，FND）。
功能性神经障碍本质上是一种大脑功能障碍，但它并不是由明显的生理问题（比如中风）引发的。它更多的是大脑在与自身交流时出现的问题。
功能性神经障碍可能会始于一次摔跤、一种病毒或是一阵眩晕，但是接下来，大脑不仅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长时间的眩晕、恶心或者意识浑浊。那个最初的诱因也可能是压力或焦虑。在为功能性神经障碍患者做诊断时，神经科医生必须确保患者没有其他潜在的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症或中风。
斯通说，他经常用“电脑上的软件错误”这个比喻来向病人解释功能性神经障碍。“如果你计算机上的某个程序崩溃了……你会觉得可以找到一段烧坏的电路，来解释为什么你的计算机宕机了吗？你不会的，”他说，“肯定是软件出了问题。”
功能性神经障碍很容易被误解，而且，按斯通所言，也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但它们其实很常见。“它们很可能是门诊病人找神经科医生看病的理由中第二常见的。”斯通说。他开办了一家专治功能障碍的诊所。此外，虽然医生并不总能在单张脑部扫描中发现功能性神经障碍，但他们有可能在一大群人的脑部扫描图像中找到功能性神经障碍所造成的结构变化。
我曾在2021年的某集《难以解释》（Unexplainable）播客节目中与斯通进行过对谈。他解释说，我们喜欢围绕心理学和神经学等概念划分出清晰整齐的类别，但我们对功能性神经障碍越发丰富的理解打破了这种整齐的划分。功能性神经障碍当然不是对哈瓦那综合征的唯一解释，但它展示了大脑有多么强大、多么复杂。
下文是我们对话的摘录，为了控制篇幅、确保清晰度而进行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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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姆·哈森菲尔德（Noam Hassenfeld）：你认为“功能性神经障碍”这个概念可以解释哈瓦那综合征吗？
乔恩·斯通：我认为应该把这种病摆在台面上讨论，而且在把它摆上台面时，应该摈弃偏见，排除人们对它做出的种种假设。
诺：那么，如果我们把“外国势力的武器”这个想法撇开，人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症状呢？要如何用功能性神经障碍来解释它们？
乔：我不知道是否存在（武器那样的）外部现象，但是……比如说吧，我们在神经学实践中经常会看到一种称为“PPPD”的障碍，也就是持续性姿势感知性眩晕（persistent postural perceptual dizziness）[3]。患有这种障碍的人们会经历一阵眩晕，这种眩晕有着更容易确定的诱因。但接下来，他们的大脑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恢复，反而卡住了，好像那阵急性眩晕仍在发生，他们会一直感到头晕目眩。
当一般人感到眩晕或急性头晕时，他们通常会适应它。比如，他们原本躺在床上，在他们移动的时候，身体会有点紧张，然后随着眩晕症状改善，他们就恢复正常了。但有些人会保持着这些异常的生理适应状态，他们会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感到头晕。
通常情况下，和这些患有哈瓦那综合征的病人一样，该病的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因为这些病人的大脑中有一个异常程序一直在说：“有头晕。你必须这样做以应对头晕。”病人没有办法进入他们自己的大脑、更改这个程序。他们就一直感到头晕。你没办法突然关掉它。但这是一种无法通过脑部扫描图像看到的疾病。
诺：为什么这种事会有针对性地正好发生在这么一小群外国外交官身上呢？
乔：这个嘛，可能是有什么东西导致了头晕。但是……如果你找来几千个人，问他们是否有诸如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头晕等日常的生理症状，你会发现这些症状非常普遍。例如，大多数人会在某些时刻感到疲劳。大多数人会在某些时刻感到有点头晕。
我们刚刚在爱丁堡进行了一项针对20岁健康人群的研究，结果显示[4]，大约20%的受访者出现了这样一些症状：如果他们把这些症状告诉神经科医生，医生可能会说“你有认知问题吗？”因为他们会做出诸如“忘记把车停在哪里”或是“把钥匙放在冰箱里”之类的事。但因为他们是20岁的年轻人，他们不会觉得这些是问题。他们只会说，“哦，好吧，我只是忘了我的车是哪一辆。”因此，生理症状在人群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如果有一个特定的触发因素或者有人建议你仔细观察这些症状，你就有可能更高频率地产生这些症状。我认为很多焦虑可能是由于“声波攻击会造成脑损伤”这种可能性引发的。这种担忧提高了人们对可能与声波袭击相关的事件的警惕性。于是，他们接下来经历的症状就可能与声波袭击相符。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们正在遭受这种痛苦就是他们自找的，也不是说他们的痛苦是想象出来的。
我认为，当你观察数据的时候，你很难找到那个共同特征。你觉得外交官们因为偏头痛而产生眩晕的频率有多高呢？因为其他原因产生的眩晕频率呢？人们感到头晕的原因有很多。
诺：但我听说的一些症状似乎比偏头痛严重得多。人们说他们多年来一直感觉不对头。他们不仅会一阵一阵地头晕，还会持续性地眩晕、持续性地疲劳、持续性地恶心。他们不得不辞职。
乔：是啦，所以我不知道（哈瓦那综合征）是否是一种功能性障碍，但如果你来我在爱丁堡的诊所，你会看到我问诊过很多人，他们从来没有靠近过大使馆，但出现了持续性头晕、认知问题和疲劳，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辞去工作。而且这些症状会一年年地恶化。
所以对我来说，当我读到这些病人的时候，我读到的是我每次去诊所都会碰到的病人。是的，也许是声波攻击导致了这种综合征。但这些并非罕见疾病。这些都是常见的疾病，是在神经病学诊所里能看到的最常见的疾病类型之一。
诺：如果某些哈瓦那综合征患者之所以患病，是因为听到了（声波攻击可能造成）脑损伤的消息，并且对自己的症状变得更加敏感——也许他们将常见的头晕归咎到了外部因素上——那么患者是否需要在联系彼此后才开始忧心呢？据报道称，有些病人不曾认识彼此，也没有见过面。
乔：唔，我要说的是，我遇到过的所有患有相同障碍的病人都没有见过彼此。但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症状。来自世界各地、患有不同类型功能性障碍的人们都有这些症状。我和坦桑尼亚还有巴基斯坦农村的神经病学家谈过，都是相同的症状，通常对它们有不同的解释，但是症状和体验是相同的。
诺：那我们怎么分类功能性神经障碍呢？它们是心理疾病吗？
乔：历史上，神经病学家曾把这些症状看作是某种身心疾病（psychosomatic）或是由某种心理因素引发。但是在过去的10年或20年里，这个领域的研究遍地开花，帮助我们理解了这类疾病，它们处于神经学和精神病学的交界处，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它们称为临床脑部障碍。
这个类别下还有一些例子，大家都对它们被归为临床脑部障碍（而非仅仅是心理疾病）感到很满意。比如说，幻肢综合征（phantom limb syndrome）：一个士兵的腿被截肢了，但他们仍然感到自己的腿还在那里，因为在他们的大脑中，那条腿的映射仍然存在。他们会经历非常痛苦的肢体仍存的幻觉。这很痛苦。这是个心理问题吗？你不见得会这么说。你会说，“唔，这是种脑部问题。”
诺：这正是我现在在纠结的问题。你能帮我具体地定义一下吗？心理问题和神经问题的区别在于何处？
乔：这个嘛，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搞出那些“分类盒子”，它们就是你纠结的原因。因为你在试图用一个二元的框架来理解疾病，在这个框架中，你只有这两个盒子。神经学和心理学指向的是同一个器官。它可能因为结构性变化而出错，也可能因为功能不正常而出错。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报道这些事情或者帮助人们理解这些事情是如此之困难，因为我们的语言是二元的。我是一个神经科医生。它在我的工作头衔里。我们也有精神科医生。周围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世上有这两种分类，但我认为神经科学正告诉我们其实并没有这两种分类。
诺：有很多经历过这些症状的病人，他们在听到人们声称哈瓦那综合征并非由声波攻击引起，而可能是心因性疾病或功能性神经障碍的时候都很沮丧。你觉得人们对功能性神经障碍的定义是否存在误解？
乔：是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污名和误解。而且，医学院都不一定教这个领域，就算教也依旧教得很差，哪怕等医生们一毕业，他们就会意识到很大一部分病人都有这些问题。
因此，我们正在应对一个棘手的领域，人们常常会把自己的偏见带到这个领域里来，他们的偏见在于，如果某些东西是身心疾病，那它就不是真实的。所以我理解为什么当病人听到“心因性”这个词时，他们会认为是医生在指责他们想象出了自己的症状、指责他们疯了、或是指责他们编造了这些症状。我个人不会使用“心因性”这个词，因为它暗示问题完全是心理层面的。
对我来说，这些障碍实际上迫使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大脑是什么、心灵是什么。来我诊所的人真的没办法挪动他们的腿，他们真的一直头晕，他们真的没办法清晰地思考，他们正在经受这些症状。
因此，对我来说，因患有功能性神经障碍而产生头晕、认知障碍或运动障碍的人就像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或中风的人一样真实。但我意识到，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人们的头脑中就是没有那个“盒子”。他们唯一的盒子就是，你要么有某种脑损伤或者脑部疾病，要么这事根本不存在，你只是在想象。
诺：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个团队对这些病人进行了磁共振成像，他们说他们发现的结果与重型脑损伤一致。这些结果是否能排除功能性神经障碍的可能性？
乔：我们在这件事上陷入了更深的困境，因为事实证明，即使是像功能性神经障碍、抑郁症、焦虑症这样的疾病，如果你对一个庞大的（患者）群体仔细观察，你其实也会开始看到结构的变化，因为大脑在某些方面有点像肌肉，它会在某些部位生长，在另一些部位萎缩。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大脑的某些部分会萎缩。所以大脑成像恐怕真的无法证明问题出在神经学层面还是心理学层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放弃这些分类。
而且，假如病人身处一个会告知他们“这些都是脑损伤”的法律系统或医疗系统之中，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度有害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这意味着你将永远这样。没有任何改善的可能。你的大脑就是损伤了。这对病人来说是个确定的、明确认知的讲法。但是如果他们确实有功能障碍，这很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你剥夺了他们考虑通过其他方式治疗疾病的机会。
诺：所以，如果有哈瓦那综合征患者来找你，你确诊他们患有功能性神经障碍，你会怎么治疗？
乔：所以，如果我看到一个患有哈瓦那综合征症状的病人，并且他们符合功能障碍的诊断标准治疗，治疗的第一步就是解释。如果你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病人自己的大脑出了错，你必须帮助他们理解发生了什么。要把“理解它”作为一个起点。要告诉他们，大脑中发生了一个“软件问题”，我们要试着重新训练大脑。
接下来，你可以通过物理疗法重新训练大脑。也就是讲，如果有人腿部无力，或是有运动障碍，或是有某种程度的眩晕，那么物理疗法是有效的，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些疗法需要作为一套治疗方案集中在功能性神经障碍上。
心理疗法也有助于重新训练大脑、改变思维模式或期望，也就是人们在症状出现时的反应方式。当你真的想不起来一件特定的事情时，你会如何应对？你会不会想：“天啊，不会又是因为我的脑损伤吧？”还是说，你会想：“好吧，实际上，20%的人都时不时会有这样的经历，它真有我想的那样糟糕吗？”因此，从广义上来说，我们是用生理和心理的康复来帮助改善这些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