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离明年的北京奥运会已经不到一年，一些西方的评论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次奥运会正值其时，是他们登上世界舞台的社交盛宴，其意义显然远远超出了两周的体育竞赛范围。
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次机会，但也可能成为运动员们的一场恶梦。
近日，美国评论性周刊《新共和》（New Republic）近日刊登该杂志特约记者、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滋克（Joshua Kurlantzick）评论文章“2008奥运会也许是中国运动员的恶梦”（The 2008 Olympics May Be A Nightmare for China’s Athletes）。
该文说，在北京，四处可见年轻的时尚男士逛购物中心寻找最新款式的意大利皮鞋，精明的商人追看美国地产价格崩盘的最新新闻，即使在这样一座忙忙碌碌的现代化大都市里，明年的奥运会似乎仍是人们的所有闲聊的话题。
在晚间新闻里，天天可以看到奥林匹克官员巡查北京奥运设施的消息，似乎每一分钟都在向公众提供着最新的奥运新闻。
全国各地的巨型钟表都已经开始了到明年8月前的倒数计时。
各地政府都发起了大规模的宣传造势，呼吁市民学习英文，或者自愿报名做义工来为奥运会做准备。
北京奥运是许多人的机会。
（资料图片）
而且，随着中国把本次奥运视为他们登上世界舞台的社交盛宴，北京奥运会的意义显然远远超出了两周的体育竞赛范围。
从把此次盛会称为“屠杀奥运”的达尔富尔（Darfur)政治活动人士到几周前在长城挂旗帜抗议的西藏流亡人士，都盯上了本次奥运的机会。
过去几周里，笔者曾与多名大陆异议人士交谈，其中包括许多因为房产权益和司法改革问题而抗议中国政府的政治活跃人士。
几乎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会根据本次奥运来筹划他们的示威时机，不过，中国政府很可能会在大赛开始几周前就拘留他们。
一名异议份子说，她已经几次在北京将举行与奥运相关的重要活动前被拘留了。
但是，在所有这些对奥运会的报道中，有一组人群似乎被遗忘了：他们是中国运动健将。
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梦幻奥运会可能是一场恶梦。
科兰滋克的文章说，奥运会的规模只有世界杯足球赛堪比拟，它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精英的竞赛；同时，也是一次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机会；甚至是一个所有人的政治舞台。
例如，日本政府就利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向世界显示，他们已经从二战的战败中恢复过来了。
另外，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反堕胎的炸弹犯埃里克·鲁道夫(Eric Rudolph)显然就试图趁机制造混乱。
但是，在历史上，奥运会也一直是运动员们的派对。
运动员大都居住在奥运村，他们都是正当年的前年男女，而且，也知道奥运会后，他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因此，顺理成章地，许多运动员一旦完成自己的比赛任务后，都疯狂派对和狂欢。
中国运动员全是在一个纪律严格的体制里成长起来的，多半从未享受过任何奥运生活。
然而，可能对他们来说，2008年奥运会是特别艰巨的。
许多运动员似乎都在主场竞技时表现特别突出，悉尼奥运会时，澳大利亚选手在家乡观众的欢呼声中交出了惊人的成绩单。
不过，澳大利亚政客从未表示过，澳大利亚的国际声誉要看运动员们在奥运会上赢取的奖牌数。
相比之下，中国有一个比原苏联集团（Eastern Bloc）还要庞大的国家体育机器。
这个系统从运动员还是孩童起，就开始培养他们在各种项目中取得优秀成绩，而这些运动员则渐渐的开始依赖这个国家系统来获得生活补助和住房。
鉴于这种国家系统的垄断性质，运动员都知道，如果他们不在最高级别的赛事上拿到奖牌，就有可能余生过一贫如洗的生活，因为，在中国不像在其他国家，运动员有许多赚取商业收入的机会，而且，这套国家系统并不是向所有运动员都提供丰厚的退休补助的。
(不久前，由于训练过度，一名高级医疗官员专门让训练员减轻运动员强度。
）在过去几个月里，网上中国博客群都在流传马拉松选手艾冬梅的故事：她现在依靠在路边摆衣服摊维生，并且在网上拍卖她曾赢得的奖牌来换钱。
中国官员也把他们对运动员的期望提得特别高，把国家荣誉都压到他们肩膀上。
（2004年希腊奥运会上，中国的奖牌总数只比美国少3枚，排在第二。
）中国官员们都大度地表示，他们并不把2008年奥运会视为一次大型体育竞赛。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最近宣称，通过本次奥运，中国政府会“不仅仅在体育，还在其他领域上向世界展示一个伟大的中国。
”依据美联社最近报道，另一名中国体育官员对记者说，如果运动员不能重复他们上次在希腊的成绩，那就像要他们自杀一样。
这并非某种独特的情绪：一名其他政府的官员就曾对《今日美国》报记者说，中国官员“只看金牌。
即便你拿到第二名，也算是失败了。
”
这种想法还被中国聘请来帮助运动员的专家们进一步强化。
为许多中国团体球队做辅导的运动心理学家丁雪琴（Ding Xueqin，音译）坦白地告诉《人民日报》，“我们一向帮助他们减轻压力，可是，为这次北京奥运，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增加压力。
”
科兰滋克的文章最后说，这种压力的副作用已经开始体现出来。
据美联社报道，6月间，一名中国女子体操运动员在中国国家锦标赛上从平衡木上摔下，导致脊椎骨折。
一些中国媒体指责说，本次事故是因为压力太大造成的。
一些官员似乎意识到他们把期待提得太高了，所以现在他们的口气稍微放缓和了点。
尽管，崔大林刚在不久前提到了对本届奥运的高的期望，但是，他在本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民众们对我们期望很高，但是，我们事实上会面对严峻的竞争。
”
然后，还有一种重压，就是政治上的压力。
一批中国异议人士最近联合发表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国尊重他们自己在取得奥运主办权时改善人权问题的誓言。
这封信在中国广泛流传，肯定会有运动员看到，使得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
外国奥林匹克选手也会如此，例如，美国速滑运动员乔伊·奇克(Joey Cheek)就发起向运动员施压，趁奥运的机会来评论中国在苏丹冲突上的立场。
这种活动多半会迫使中国运动员在媒体发布会上回答他们对苏丹冲突的看法，而这是一个他们多半不大熟悉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