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住过许多地方,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厦门的鼓浪屿。
当代青年评论家余杰的这段文字彷佛又把我带回了那美丽的小岛:
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最美丽的地方是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厦门的鼓浪屿。
到鼓浪屿之前,我就读过许多关于鼓浪屿的文字,这些文字描述出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纯洁世界;到了鼓浪屿之后,这个世界便定格在我的心中,成为一幅不断浮现的鲜活画面……驱车来到海边,鼓浪屿就在咫尺之遥。
从此岸望去,绿树婆娑之间,掩映着一幢幢红瓦白砖、错落有致的西式小洋楼。
在轻柔的海浪中,视线仿佛在晃动,而鼓浪屿似乎也在晃动。
如果是晚上,站在这里眺望鼓浪的灯火,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
乘渡船抵达鼓浪屿,只需数分钟的时间。
细细的沙滩上,纤尘不染。
光滑的石板路,延伸向一户户人家。
如果说上海外滩豪华建筑的富丽堂皇得让人感到压抑,那么鼓浪屿上的洋房却使人恍惚产生回家的感觉。
小岛上没有任何一种机动车辆,甚至没有一辆自行车,因此听不到一点机械的噪音。
岛上的居民和游客全部依靠步行,安步当车。
每走一步,眼睛里都会摄入一幅清清爽爽的画面。
海涛声从身后传来,浑厚而悠长。
空气里有淡淡的海风的腥味,而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花草的香味。
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都是只有鼓浪屿才有的景色、声音和味道。
与喧嚣的对岸相比,这里是一方净土.
(余杰:鼓浪屿上的舒婷)
初到鼓浪屿的人,都会惊奇整个2平方公里共2万居民的小岛竟不允许机动车的存在,这个Bylaw 据说已实行了近150年。
其目的是为了保持小岛的宁静。
中国实际有许多的发明,不过能把事物系统化,科学化的还是西洋的文明。
Zoning就是一例。
Zoning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准确的译法应该是“土地分区制”或“土地分区规划”。
用土地法的概念来说,Zoning是指政府(通常是市或者郡政府)根据警察权对土地使用所划分的公众限制。
其主要的作用在于将土地分区规划,以合理地使用土地、有效地控制和引导城市的发展。
分区制度可以规范土地的利用功能、利用类型、利用密度和相关的物质结构(比如建筑物的高度和建筑红线的后移缩进等)。
它以土地的不同用途来规划,如农业地只能限于用做农业耕地,住宅用地不可以用于商业设施的开发,公共商业用地不得滥用等等强制性法律规范。
今天加拿大的Zoning 系统直接由美国引进。
19世纪的美国,类似芝加哥、洛杉矶和西雅图这样的大城市还没有成形。
进入20世纪后,大规模的城市开发活动开始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北美大陆蔓延。
但是,由于缺乏规划,当时的城市外观是杂乱无章和丑陋不堪的。
当时的美国人自嘲地说他们的城市像是“在华丽的客厅里养猪”。
19世纪末,开发城市的先驱者们很快发现,如果不对城市加以科学规划,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只有通过政府具有强制力保证的法律手段才能制止财产私有者对自己的私有财产权的滥用。
18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博览会上,人们第一次提出了美化城市的概念。
他们发誓要在美丽的密歇根湖畔建立一个闪光洁白的城市。
纽约首先制定了Zoning规范,到了1930年,实施Zoning规范的城市已增加到1100个。
通常的Zoning做法是,地方政府以法律的强制手段将城市的土地按级差的方法划分为商业设施区、公寓住宅区、别墅住宅区、轻工业区和重工业区,土地的价值也随之逐级降低。
在多伦多,Eglinton以北的地区实际就是严格Zoning的产物,住宅区内再也见不到餐馆和便利店。
实施Zoning的益处是显而易见,但也产生了许多弊端:卖瓶油都需开动汽车。
没有人像简•雅各布斯在其代表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样深刻批判北美的Zoning概念:
请看看我们用最初的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情绪的中心,这些住宅区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
中等收入住宅区则是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真正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
市政中心除了那些游手好闲者以外无人光顾,他们除了那儿无处可去。
商业中心只是那些标准化的郊区连锁店的翻版,毫无生气可言。
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
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
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写到这里,我的《地产百科专辑》即将匆匆收尾,我需要重新找回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余杰的这番话还是给我了一些启发:“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 一个富有正义感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 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