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最近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张丹红事件”，林娜(化名)的反应不像“萍聚社区”的华人网友那样激烈，除了通过网络了解相关信息外，她并没有参与网友的讨论。“德国大多数媒体就是这样，指望他们对中国说好话是不可能的。”
“张丹红事件”其实只是“中国声音”遭遇欧洲舆论界“销音”的典型案例之一。
林娜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她还看到有一家德国人窗户外挂着“藏独”的雪山狮子旗。“那都是媒体的功劳，好像支持‘藏独’就是在捍卫人权似的。”而在国内曾到过西藏旅游的林娜却记得，当年离开贡嘎机场前她还喝了陌生藏族同胞递给她的酥油茶，“事实远不是德国媒体宣传的那样”。
中国留学生遭遇“媒体围剿”
但身在德国，林娜却不得不每天生活在关于中国报道的谎言与煽动之中。今年3月西藏发生的那场风波过后，切身的体会更是让她终生难忘。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在今年上半年一度达到高潮。图为中国留学生在法国抗议西方媒体歪曲报道。
“一次乘公交车，看到我的东方面孔后，一个德国妇女就拿着刊登西藏暴力事件的报纸冲着我吼。”那一次，林娜和这个女人展开了辩论，告诉她那不是事实，但对方就是听不进去，一直到下车后，这场争论才宣告结束。
与林娜相比，已在法国留学6年的李洹则是主动出击。“他们总是说中国没有人权，但我们只看到国内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他们这么说显然没道理。”李洹就开始主动给法国媒体、议员，甚至包括一些研究机构写信，向他们讲述自己见到的真实的中国。这种努力终于收到了反馈，法国电视二台邀请他到节目中去辩论。
那是3月29日，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国人出现在法国电视二台。“我就跟他们说，新闻到底要遵守什么样的职业道德，需要客观公正地去验证你的信息，你的评论要客观中肯，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李洹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道，当时他没直接提西藏问题，而是质问那个法国驻华记者到底看到了什么？“无辜人在被另外一些人打和杀，你为什么不说是暴力而说是和平示威，你给我看一眼照片或视频，所谓的血腥镇压，你给我看看。那个记者当时坐立不安，只说‘我们有可靠信息’。我说你的可靠信息是谁提供的？你不能找个敌人来说，那根本不是中立的客观的说法。”
“张丹红事件”发生后，一名在德中国留学生更是极度失望。“我很替张丹红不平，更为中国受到德国如此对待而愤怒。”另一个留学生则在论坛里写道：“看看吧，接下来就该是‘德国之声’说张丹红并没有真正停职务只是调动岗位，然后威逼利诱她写个声明说她很好，然后就开始炒作中国方面怎样挑拨离间宣扬民族主义，中国人多么极端可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网友发表上述评论不久，“德国之声”就在中文网站上发表了“声明”，否认张丹红“被解职”。
笔下离不开“中国阴暗面”
当张丹红因在德国电视二台的“脱口秀”节目中的言论遭遇德媒集体发难时，德国《柏林晨报》的一名记者正在向本报驻德国记者了解北京的情况，他将到北京报道奥运会。
“我在德国议会碰到他，他就问到在北京租房子的问题。”吴黎明介绍说，这个记者后来到了中国，除正常的报道外，还在《柏林晨报》上写“记者手记”类的随笔。其中他多次提到没想到中国人这么热情，刚认识的中国朋友有的请他参加婚礼，还有的请他吃饭，帮他找“鸟巢”附近的房子。“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他根本没想到中国社会这么富有人情味。”一个德国专家在奥运会前也告诉吴黎明，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让西方媒体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但他们显然太过于乐观了。《柏林晨报》的记者虽然开始写的文章特别正面，但一涉及到政治问题、人权问题，调子立刻就变回了原有的轨道。“他们在奥运报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只要稍微发现中国的一些‘问题’，就马上开始转而揭露所谓‘阴暗面’。”吴黎明说。
德国媒体的表现也印证了吴黎明的判断。在转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德国电视一台的解说员就攻击北京奥运会是政治秀，称在华丽的幕后掩藏的是对藏人的“血腥镇压”。本报驻德国记者时翔还注意到，惹出“张丹红事件”风波的德国电视二台，更是在一档奥运节目中攻击中国体操女运动员是“黄色的羊”(在德文中“羊”是骂人的话)，无端指责中国运动员虚报年龄。
“我写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其实，一些西方记者对自己在报道中国时扮演的角色也心知肚明。
今年5月15日，达赖喇嘛开始了对德国为期6天的访问。本报记者吴黎明也在当天到了达赖在波鸿新闻发布会的现场，并现场提了一个问题，直接导致达赖从气急败坏到低声狡辩的转变。
当时吴黎明向达赖提问的原话是：“你老是说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真正自治。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不久前你派往中国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是你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我从网上查了‘藏青会’的网站，发现甲日·洛迪是藏青会的创始人之一。‘藏青会’网站明确写明其宗旨之一是‘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为西藏的完全独立而奋斗’。你派了一个‘为西藏独立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去谈判，这是否与你‘不寻求西藏独立’的说法相矛盾？第二，你说的西藏自治是指你们提出的‘大藏区’还是目前的西藏自治区？”(相关报道见本报5月19日报道)
那场发布会后，众多记者蜂拥过来采访吴黎明，并在随后发表了一些报道。“大部分德国媒体当时的报道都比较正面。”而其中德文版《金融时报》记者的电子邮件，更是让吴黎明印象深刻。“他的原话大概是说，‘你知道，我能写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话外音就是，按照他所在媒体的价值观念和他个人对西藏问题的理解，实事求是地客观报道中国记者与达赖的争论其实已超出底线。”
对于达赖本人，长期跟踪西藏问题报道的吴黎明表示，他非常善于应对媒体。最重要的是，他在西方媒体和中文媒体面前往往是两套说辞，“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不懂中文的“中国问题专家”
从2003年到布鲁塞尔常驻，到现在在德国工作，迄今已经5年的驻外经历，让吴黎明有更多的机会审视西方媒体的对华报道。
“我觉得西方的媒体环境一直就是这样，对中国报道来说，他们就是站在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念上看中国。”吴黎明表示，由于很多媒体根本不了解中国，这导致媒体和读者都是通过驻华记者的文章来了解中国，而这些记者写的文章能够发表出来也要得到编辑部的审核，“因为他们对中国和亚洲毕竟是有偏见的”。
2005年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时任外长的李肇星到访欧盟，当时欧洲关于《反分裂国家法》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门口等候采访的时候，吴黎明与法新社和路透社的记者有了一段短暂聊天。
“我就问他们，你们说《反分裂国家法》就是‘动武法’，你们到底看没看过《反分裂国家法》原文？他们说没看。我说没看怎么有资格写长篇大论呢？他们说没时间看，得出的结论都是根据北京的同事发回的内容来阐述的。”这段对话让吴黎明非常感慨，“从西方记者涉华报道的素质来说，很多人压根是不称职的，首先是就知道跟风。当然还有价值观念的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不只是报道中国的西方记者，包括一些自称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多半对中国的了解一知半解。到德国工作后，吴黎明接触的多是学者的圈子，这些人属于欧洲的精英阶层。“你和他谈，他们虽然有的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是他们的看法是非常过时的，不能把握中国的发展脉搏。”这些人很多不会讲中文，研究资料全部是来自当地媒体的二手资料，最后得出的成果可想而知。
就这样，或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或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欧洲媒体频频拒绝倾听“中国声音”。“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因为美国人比欧洲人要更了解中国，他们之间的合作更多了。”当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站出来，发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也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到真实的中国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