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上海的一封求助信，最近在网路上引起许多回响。
由于9岁的儿子离家出走，当事人及前妻被控以疏忽及虐待，一双儿女的监护权并被加州政府接管。
当事人以“电影〈刮痧〉真人版”形容此事件。
一封网路求助信
“向全球华人求助，向全球媒体求助，向全球网民求助！”2006年8月31日，中国新浪网博客出现一封以此为标题的求助信。
由于媒体的关注，很快地，有5万多人次浏览了这个网页。
从这些留言，可以反应华人对此议题的不同看法。
诸如：“仅凭小孩子胳膊上的淤青，就断定小孩受虐待？告他们违宪！”“把感情司法化是很莫名其妙的举动，文化差异实在太大，我们的历史他们根本没法理解，这是太无奈的事情。
”“既然你选择做美国人，就应该接受美国的教育与，家庭监护方面的习惯。
”“实很难证明在对待孩子时，也能控制自己的过激。
你看你一激动就号召全球华人，完全不理解法与情的关系。
”
2个多月过去了，加州橙县家事法庭以就此案2度开庭。
10月30日，在接受多维记者电话询问时，居住于上海的高峰表示，当天庭审结束时，由于2个小孩都表示非常想家，法官裁示增加母亲探视次数至每周3次，每次延长为3小时。
至于孩子何时可以回家，他悲观地做出至少2年的假设。
不管是在法庭内或法庭外。
做为父亲的权力，现在要靠自己来争取了。
”他强调。
事件回放
案件的2位被告，高峰与柯女士，2人原为夫妻。
。
高峰的背景是法律专业，柯女士则是英文。
2003年，2人离婚。
2名子女，9岁的杰瑞与5岁的妹妹筱琳，依法由母亲负责抚养，目前居住于加州洛杉矶ALHAMBRA市。
高峰后来回到上海，任职星客特汽车公司。
这段时间，每天只能靠越洋电话与子女联系感情。
2006年8月12日，高峰回忆，自离婚后从未主动与他联络的柯女士，突然发给他1封主题为“紧急”的电子邮件，“你的手机不通，请速与我联络。
”高峰当时猜想，肯定是孩子出事了。
电话接通后，他只听到前妻说“social worker（社工）”两字，便知道电影〈刮痧〉的剧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柯女士描述，7月30日，杰瑞不愿与妹妹一块玩，并对妹妹比了1个中指，因此她叫杰瑞站好，骂了他几句。
不料隔天一早5点，杰瑞便与11岁的朋友乔丹骑单车离家出走。
两人一路从Costa Mesa骑到Irvine，2个小时后，被警察拦下。
事后，经由社工告知，2个小孩告诉警察：妈妈打他、骂他，喝了酒就躺在地上，1个礼拜不给他们吃喝，他们只有出来找食物。
虽然小孩随后坦承说谎，但不为社工采信。
柯女士遭政府指控虐待及疏忽，而高峰，虽然人在中国，仍被控以疏忽。
法官下令，立刻将2个小男孩送往寄养家庭。
1周后，调查人员取得搜索令，深夜搜查柯女士的住处，在女儿手臂上发现1小块瘀清，判定是受到母亲殴打，于是强行将女儿带走。
虽然母亲解释，瘀清是女儿骑单车摔倒所致，并企图阻拦。
但由于当场情绪过于激动，被调查人员认定精神状况异常，并要求她接受心理测试。
至此，柯女士自知已无法控制状况，于是与前夫高峰联络，寻求援助。
高峰随后与社工人员取得联系，当被问到：是否知道前妻长期虐待小孩？他回答：前妻非常爱小孩，不可能虐待。
只是上海女人好强，喜欢调教人。
他并探询将小孩带回中国的可能，但社工表示：2人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他们。
针对疏忽、虐待等罪名，由于高峰人在中国，仅由法院公派律师代表出庭，届时将采缺席宣判。
一旦罪名成立，前妻会被羁押，2人也极可能因此失去子女监护权。
而法官在裁判监护权时，具有血缘关系的申请人，将优先被考虑。
对此，高峰先做出最悲观的假设，一旦2人的监护权被剥夺，孩子应当由亲人抚养。
他安排孩子在上海的外公、外婆，以及在日本的姑姑前往美国，预备届时争取监护权。
然而，由于2老签证的面谈日期，被领馆安排于60天之后，连庭审都赶不上。
高峰先写了一封网路求援信，引起中国媒体的关注。
随后，并接受记者采访，陈述整个事件。
签证顺利核发后，3人在9月12日抵达洛杉矶。
然而，在9月14日第一次庭审中，社福人员，对高峰在中国与媒体讨论案情的作法十分不满意，认为他有意妨碍司法公正，并质疑他企图诱拐2个美国公民回中国。
对此，法官裁示，日后所有家属与孩子见面，都要有社会福利局会说中文的人员作陪，避免其私下串通。
至于母亲的刑事罪名是否成立，以及监护权的归属，将由家庭法庭继续审理。
给孩子一个交代
基于保护未成年当事人，洛杉矶当地案件调查人员，及母亲柯女士都不愿对媒体表示意见。
透过电话，高峰对多维记者表示，虽然他对美国司法包容不同文化的能力感到失望，但愿意配合走完这段最短可能2年的程序。
高峰回忆，在收到控诉书之后，他立即致电社会福利局调查员，然后传真所有的个人资料传真，接受背景调查。
对于选择寻求社会支持，他表示，自己在中国接受访问，一律用真名，也没有打马赛克。
他最坏的打算，如果孩子被判给寄养家庭，将来问他：你当时如何对我？为何不为我抗争？他相信，起码这所有的过程，将来可以可孩子看，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
至于在中国媒体公布孩子的照片，则是希望所有人知道：如果是被虐待的小孩，表情怎么可能这么可爱？
至于刑事罪责，他分析，如果庭外和解，前妻有条件认罪，孩子也许可以有条件地回家。
但因为会留下案底，而且社工可以随时来探视，形同失去隐私，他不认为前妻会接受。
如果法院宣判无罪，孩子可以立即回家。
最严重的是，如果有罪，最快将需要6个月到2年，才能确定监护权。
这段时间，家人只能等待。
高峰认为，父母、家人的爱，是寄养家庭无法取代的。
案件的时间拉长，对小孩的影响，也很难评估。
据他所知，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在寄养家庭成长的小孩，日后容易倾向仇视社会。
剥夺小孩父母的监护权，是否对小孩是最有利的安排？这也是他要抗争的原因。
关于媒体披露社工认定的13项证据，高峰不愿多谈，只是强调，13项证据，没有一项正确，他及前妻从来没有虐待孩子。
他举例，儿子喜欢打游戏机，但母亲规定每天只准打半小时，因此儿子心理不舒服。
至于女儿手臂的瘀青，邻居及朋友都可以证明，是她自己骑单车跌伤的。
医生也证明，女儿有点螺旋腿，走路容易摔倒。
此外，小孩爱吃零食，而且不知自制。
母亲宠小孩，每周末买回很多食物，放在冰箱里，不可能不让孩子去拿。
但孩子没有节制，如果不买，社工会认为父母饿到孩子了。
而叫孩子“小胖子”，是担心他们的健康。
美国人或许认为这是一种羞辱，会伤害儿童心灵。
但高峰指出，每个民族对此称呼认知不同，如何界定是伤害？
价值观不同，高峰认为这是最大的问题。
比如他想对法官说，他已经把一切的爱都给了孩子。
但律师建议，如果这样说，检察官会指出：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你从不问他们想要什么。
他回忆，事件发生后，许多网友写信给他。
其中有人也有类似经验，并形容美国的这套制度，就像一种无烟工业，社会福利局有权力动用许多政府资源。
一旦立案，有许多环环相扣的程序，被告、小孩要看心理医生，要验血，检查有无酗酒、吸毒，过程中有太多人受益，但并不是每个案子最后都有结果。
“小孩生活在美国是否真就安全？安全的定义是什么？”高峰认为，如果孩子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现在对小孩已经造成伤害，这才是他最头痛的事。
权靠自己争取
目前2个孩子杰瑞与筱琳都已经转学，暂时寄养于1位德国裔老太太的家里。
儿子已经认错，但女儿还太小，根本无法理解为何会被送到别人家，为何每周只能与妈妈见面1次。
”高峰表示。
至于专程来美的外公、外婆，现在正争取多些机会与孩子见面，拉近彼此关系。
每天晚上7点到7点半，高峰可以与孩子通话，前妻则是7点半到8点。
在起先的谈话中，高峰想让孩子明白：这件事，他们是主角，必须表现强烈的回家欲望，大人只能依法办事。
但儿子很天真，把这些话告诉老太太，老太太又转告社会福利局，因此检察官说父亲想诱拐孩子。
由于依法，不能与孩子谈案件。
所以高峰后来换了角度，每天跟他们说一段小时候的事，只想激发孩子对家庭的渴望。
他安慰自己，假装是孩子去读寄宿学校，才不会太难过。
除了思念，高峰还有隐忧。
他担心，孩子就算回来，但已经学会这一套制度，以后更难管教。
谈到未来，高峰表示，现在还没想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做。
只是思考在这段时间，如何将父母的爱，延伸到寄养家庭。
因为这实在太长了，等到小孩回家，他们都长大了。
”他说。
虽然这件事发生了，但高峰认为自己还是要尽父母的职责。
等刑事罪嫌澄清后，他考虑亲自来美见孩子。
他也希望得到法官同意，孩子寒暑假时，可以带他们回中国，多了解一些中国的传统。
律师建议，在美国，所有的权益都要靠自己争取，不管是在法庭内或法庭外。
高峰说“做为父亲的权力，现在要靠自己来争取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