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伦多是亚洲之外的一个非典重灾区，SARS对加拿大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可谓既贴近又遥远，既紧迫又平缓。
我居住在离多伦多100公里远的滑铁卢市，当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SARS病例，所以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我还没有感受到SARS的威胁。
我所在的滑铁卢大学，校园秩序也同往常一样。
学校建议学生暂时不要去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实习工作，如果从那些地方实习回来，须隔离或到医院进行体检。
多伦多市是加拿大SARS病情最严重的地区，三四月间我去过多伦多好几趟，也坐过地铁、公共汽车，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特别是四月初风声特紧，加拿大《环球邮报》等报纸报道SARS肆虐的各种消息，有的报道指明SARS病毒源自中国大陆，经香港才传到多伦多。
我担心在加拿大的华人可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或不友好对待。
果然，在当地的一个广播直播节目中，就有人打电话斥责谩骂华人，多伦多出版的中文报纸则据理愤然反击。
不管反击得多么有力有理，但多伦多中国城（Chinatown）中餐馆的生意一落千丈，去那里的客人少了，倒是加拿大总理和安大略省省长都忽然去那吃饭，大概是以身示范，鼓励市民前去消费。
那时当我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穿行于多伦多市区，并没有人对我怒目以对或避而远之，一切看起来还是如常，但隐隐觉得又有些异样。
街上戴口罩的人很少见到，只是在多伦多大学医院门口看到过。
我去看一个在约克大学上学的朋友，他抱怨说，现在学校的计算机机房关得早了，学校也冷清了，他大多待在家里学习。
一位在多伦多工作的中国朋友也说，尽管有生意也尽量不往士嘉堡（Scarborough）附近去了，因为最初的几个SARS病例都是在那里发现的。
加拿大一些公共场所都贴着告示提醒市民预防SARS，我在北约克区的公共图书馆门口看到，有告示提醒每个要进入馆内的市民，如果有若干症状或曾去过某某医院的，请勿入内，请自动隔离。
待到4月28日，我又到了多伦多。
暖融融的阳光下，我当时感觉多伦多的SARS阴影如同冰雪一样消融蒸发了。
很快，多伦多市就从世界卫生组织旅游警告的名单上抹去了。
随后，多伦多展开了各种旅游促销活动，在电视里做起了旅游广告。
5月17日，我的一个朋友带全家驱车到多伦多中国城去吃久违了的中餐，那里的中餐馆三家里面有两家还关着门，开张的那家生意太好了，进去竟找不到座位。
还有一天，多伦多电视塔的门票打折，参观的人群排成了长龙，那照片都刊登在报纸上。
可谁知几天之后，多伦多的非典疫情又发生了反复，再次把人们推入非典的恐慌状态。
危险仍然存在，不可掉以轻心。
当然在这段时间，我最牵挂的还是国内的抗非形势。
每天上网浏览最新的消息，看病例数降下来了没有，和国内父母亲友打电话写信时，大家都不断谈起SARS疫情，并互问平安。
SARS疫情给我学习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我对基因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到图书馆借了有关分子生物学、基因组的书籍来看。
科学必将战胜病魔，我有这个信念。
（廖卫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