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
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
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
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
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
刚才李连成和田云玉都谈到毛主席五、六十年代叫他们学习文化的故事。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强调要年轻人学外语。
1972年基辛格来时，毛主席对他说，我给你们送一批人去学习，不仅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三、四岁的，每年派一批去，让你们来培养，过几年我们再收回来。
你们敢不敢要？基辛格当时感到非常意外,这也令在座的中方人员感到十分震惊。
可见，毛主席当时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学习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性，感到这将是一个大趋势。
而现在，学外语、出国留学，都已成了一股风气了。
张玉凤近照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
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
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
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
后来，他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白内障。
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
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
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
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
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
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
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
”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的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
”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 “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
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
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
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
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
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
（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里的丰泽园，1966年9月由于丰泽园旧居需要维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里的一间休息厅内，里面放着一张床，两个沙发，还有几个摆满了书的书架，挤得满满的。
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住就是十年。
）
毛泽东晚年，张玉凤一直伴其左右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
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
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
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
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
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
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
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
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
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
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
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京剧的分支）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陈词慷慨激昂，曲调摧人奋进。
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
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
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
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
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
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
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
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
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
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
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
”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
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
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
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
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
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
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
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
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
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
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
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
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
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
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慢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
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
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
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
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
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
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
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
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
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
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
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
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
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
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
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
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其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主席谈。
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
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
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
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
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
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
干嘛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
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
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
好在这次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
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
他很喜欢诗赋。
《枯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
讲的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
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
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
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地震波及北京。
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
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
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
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
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
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
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
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时，他是这样；这次地震时他依然是这样。
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
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
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
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
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
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
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
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
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
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
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
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
当时日本在搞选举。
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
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
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
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
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
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
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
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
没给他做新衣服，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
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
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
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
他看不起爱钱的人。
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
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
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
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
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
主席晚年头脑很清醒，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
医生每次给他量血压，他都能算出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他还知道上次血压和这次血压之间的变化。
他的女儿李敏（贺子珍所生）在他病重期间一直在他的身边。
他曾把李敏叫到他床边坐下来，为她算出她出生的年、月、日以及她当时的年龄。
在他弥留之际，当多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来看他时，他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并与他们一一握了手。
在与叶剑英握手时，他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他说不出来，他把叶剑英的手握住了好长时间。
因此，说他老人家晚年头脑糊涂，我是不相信的。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
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
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
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
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
我们不应该为政治所左右来看待毛主席，要把事实告诉人民。
我作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的见证人，有责任把真实的毛泽东告诉人民，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愿。
今天，当我在这里与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时说出了我内心的话时，我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应该是会感到安慰的！
注：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
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