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78年，北京十多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作为讨论的结果，他们写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直达中央最高层，中央领导甚至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报告内容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被正式引用。
参与起草报告的四个青年，因此成为著名的“改革四君子”。
01
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知识分子们
即使隔了30多年回头看，1978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起点，那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但“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面临崩盘。 那个年代，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关心国家命运是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怀。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在其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1980年代的翁永曦（左）
黄江南当时正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当时社科院研究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学前就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会聚一堂，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缘起。
02
给中央领导人“上课”
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
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1982年5月，王岐山（左二）陪同中央农研室领导在福建莆田调研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翁永曦那儿。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这份报告直达中央最高层。
中央领导把黄江南等人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1984年2月，黄江南与朱嘉明在杭州西湖
黄江南自认“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这个年轻人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规律，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给中央领导人“上课”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
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起来了。
03
青年知识分子备受重视
“改革四君子”的经历在那个时代并非孤例，当时，不止是“改革四君子”这四个年轻人享受这样的待遇，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备受重视。比如在改革中一再被提起的，著名的“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会议”是指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
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莫干山会议旧照
这次会议是几个青年经济学者自发倡议，经由《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媒体的一些具有责任感的报人发起，在莫干山宾馆汇集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畅所欲言，讨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开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注目，很多人都在观风向，看看是不是这伙青年人这回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还开始重视这些青年，一些建言最终成为政府的政策，比如“价格双轨制”。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制改革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
莫干山会议后，有了第二次“老青对话”，各地政府也越发重视吸纳青年学者的意见，鼓励年轻人冒头。
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不再是什么稀罕事。
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开创了省一级领导和青年经济学家直接沟通对话、直接形成地区发展战略的先河。
“中青年”成为了被社会广泛承认的改革时代新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