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医院病理室主任医生，在得知同事的惊天误诊之后，慑于相关领导“家丑不外扬”的告诫，起初选择了沉默。但是，面对患者无助的眼神，她的职业道德与做人良知被一次次鞭挞、拷问。最终，她勇敢地站了出来，将自己保存的病理切片提交给了法院，从而让患者赢得了索赔官司。
孰料医院不仅没有追究当时造成错误诊断的“肇事者”的责任，反而以“隐藏国家财产”为由，将该主任医生告上了法庭……
美少妇被误切左乳，寻求真相遭遇“踢皮球”
2007年11月5 日，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气氛紧张，原告杨琳正声泪俱下地陈述：“由于上海某三甲医院的失误，我在7年多之前被切掉了一只乳房。这7年时间里，我不仅承受着巨大的肉体上的痛苦，还不得不面对旁人的冷眼与奚落，精神饱受摧残……”随后，法官传唤了原告方的证人，一名50多岁的中年妇女走进了法庭，并坐上证人席。她将一个病理切片提交给主审法官，并说：“我曾是某三甲医院下属分院(原上海房地局医院)的病理室主任，这是我保存的2000年8月1日杨琳乳房的病理切片，足以证明医院当初的切除是错误的。”说完后，面对原告感激的目光与被告诧异的神情，中年妇女长舒了一口气，觉得无比轻松，一块压在心头长达7年多的巨石，如今终于被搬走了……
时间回溯至2000年6月20日。当天，上海房地局医院来了一个30余岁的少妇，长相清秀，身材匀称。少妇名叫杨琳，是上海一家服装公司的客户主管。她在前一天晚上洗澡时，感觉自己的乳房有炎症，所以特地来医院看一看。
医院为杨琳做了检查之后，怀疑她得了乳腺癌，但目前不能确定，于是建议她住院观察。闻听妻子有可能患上了癌症，杨琳的丈夫胡春来也非常紧张。两人一合计，决定采纳医生的意见，先住进医院，一旦确诊为癌症，马上进行切乳手术。
2000年8月1日，杨琳进行了病理组织切片。很快，组织切片便送到医院病理室进行诊断检查。病理室当天的值班医生周永菊经过检查后，在病理报告中写下了左乳乳房癌的鉴定。
拿着这一纸鉴定，杨琳与胡春来如遭棒喝，感觉头晕目眩。医生建议杨琳趁早做乳房切除手术，晚了癌细胞会有扩散的危险。夫妻俩点头同意了。当天，医院给杨琳做了一次化疗，随后施行了左乳切除手术，左腋下的淋巴同时被切除。
按照常理，手术做完之后，接下来便是继续做几次化疗。可是，医院并没有在随后的治疗期内给杨琳做第二次化疗。杨琳的丈夫胡春来感到十分奇怪，便就此疑问咨询医院，一位临床医生告诉他：“你妻子的乳腺癌是早期，用不着做第二次化疗。”出于对医院的信任，胡春来并没有追问下去。
为了避免癌症复发，在随后的日子里，杨琳每隔一段时间，便到医院去复查一次。由于工作地点不断地变换，为图方便，杨琳一般到公司附近的医院检查。奇怪的是，每到一家医院，医生都会问她：“既然你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医院为什么只给你做一次化疗呢？”
问的人多了，杨琳与丈夫也一度产生过怀疑。不过，由于多数医生听完之后，并未提出质疑，因此杨琳也就没有深究。
此后的5年多时间里，杨琳一直在癌症可能复发的恐惧中度过。2006年4月11日上午，感觉身体不适的杨琳，生怕自己癌症出现转移，便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市肿瘤医院就诊。医生经过多方检查，也无法得出诊断结论。这时肿瘤医院一位专家，本着为病人负责的精神，要求杨琳到原来动手术的医院取来当时的病理切片报告，以便作出更加正确的诊断。
一周之后，杨琳的丈夫胡春来带着肿瘤医院开具的借片单，来到了上海房地局医院，要求借用一下当年的病理片子。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上房医院已经合并到上海某三甲医院，要查阅原来的医疗档案，必须经过医院总部的许可。”随后胡春来根据指点，来到了合并后的上海某三甲医院总部，该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医院虽然兼并了，但是原上房医院的各种医疗档案，依然还保留在原来的地方。”就这样，胡春来再次回到上房医院，医院的回答也很干脆：“要借阅片子，必须去医院总部！”为了借阅一套病理报告，胡春来被双方当皮球踢来踢去，来来回回地折腾了将近一个月。
由于医院各部门相互推诿，原本就对当初的诊断结果有些怀疑的杨琳与丈夫，更加深了对手术真实情况的质疑。为了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杨琳与丈夫决定一查到底。在夫妻二人的不懈努力下，医院方面终于同意让他们借阅2000年8月1日的病理报告。
当胡春来兴冲冲地赶到医院，准备借阅妻子当年的病理报告时，医院方面告诉他：医院的电脑资料库里，根本就没有杨琳当年的病历资料和病理报告。杨琳并不死心，要求医院方面反复进行查找。资料员在查找中，发现2000年8月1日的档案中，其他病人的病理资料都在，唯独杨琳的一份却无端“失踪”。
这是怎么回事？好好的病理资料，为什么不翼而飞了？这里面难道真的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吗？杨琳与丈夫决心要将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此时，医院有个别好心的医生提醒他们：你们可直接找到当年的值班医生，她应该最清楚当时的情况。
2006年5月，胡春来找到了当时的值班医生周永菊，直截了当地问：“当年杨琳的病理资料怎么没有了，是不是你们有意将这些资料藏匿起来了？”周永菊说：“病理报告是根据检查结果出具的，我是按照正常程序办事。”胡春来激动地说：“可是，病理报告不见了！”周医生说：“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恕我爱莫能助。”
就这样，刚刚看见的一丝希望又破灭了。
主任医生毅然“反水”，无辜患者讨回公道
就在杨琳与胡春来夫妇为探求真相而不停奔波的时候，有一个人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他们，她的内心时刻承受着良知的煎熬，挣扎在无限矛盾与痛苦的边缘。她就是原上房医院病理室主任刘琴。
原来，杨琳做病理检查并实施手术的当天，即2000年8月1日，正好是刘琴休息的日子，因此杨琳的病理报告是由当时上房医院另一名有独立诊断资格的周永菊医生所作。
第二天，刘琴按时来到医院上班。按照习惯，刘医生作为一名科室负责人，每天上班的时候，总是要把前一天的所有病理报告再浏览一遍，以防止出现差错。这天也不例外。当她看一张 0015537的病理报告(即杨琳的病理报告)时，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附在报告上的切片显示病人并没有患乳房癌，可是，报告上的鉴定却分明写着病人患了乳房癌。
感觉到事态严重的刘琴，马上打电话给相关主治医生，当得知医院当天就给病人做了乳房切割手术之后，刘琴的脑袋“嗡”地一下，出现了瞬间的空白。她也是一个女人，知道健康的乳房是凸显女人完美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女性聊以自信的重要资本，现在却因医院的误诊而被活生生地切除了！
回过神来之后，她立即赶到院长室，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向当时主管业务的副院长宋富贵做了报告。宋院长看了切片之后，也证实了刘琴的判断。沉默片刻，他作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决定：大家对这件事情绝对要保密，不能向包括病人及其家属在内的任何人透露一丝半点的情况，否则后果自负。
封口令下达后，几乎所有的医生都选择了沉默。刘琴的内心非常矛盾，按照一个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她应该将真相告诉病人；可是，如此一来，医院必定为此付出巨额的赔偿，她自己也将面临下岗的危险。当时，她的女儿正在上大学，而丈夫的收入并不高，一旦失业，后果难以想象啊！
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刘琴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最后，她想到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将关于杨琳的一套共9个病理切片与其他病人的资料分开，由自己亲自进行保存。保存的地方，虽也在医院资料室，但只有她知道。这样，万一将来患者追究起来，她可以凭借这套切片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2001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上海房地局医院被上海某三甲医院兼并了，刘琴所在的病理科也并入了这家医院。谨慎的她仍然将杨琳的病理切片单独保管着，以防不测。
此后长达6年的日子里，刘琴几乎每天生活在痛苦不安之中，2000年8月1日的那个手术一直萦绕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虽然造成这次事故的责任不在自己，但毕竟发生在自己工作的病理室，且自己是第一个发现真相的人啊！有好几次晚上睡觉，刘医生都梦见有人在指着她的脊梁骂：你们无端地将一个少妇的健康乳房切除了，毁了她的幸福，毁了她的一生！惊醒后，刘琴发现自己额头上已经渗出密密的汗珠。
家里人看到刘琴整日惶惑不安的样子，关切地询问她是不是生病了。她摇摇头说：“没事的，这段时间工作上事情较多，有些累而已。”家里人说：“不要太拼命了，身体要紧。”刘琴苦笑着点了点头，她一直没有将真相告诉家里人，以免他们担心。
在此期间，刘琴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地了解有关杨琳的情况。她听说杨琳为了防止癌细胞转移，每天必须服用大量的中药和抗癌药物，这些抗癌药物多数含有大量的毒素。由于淋巴被切除，杨琳的免疫能力急剧下降，这些毒素便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她体内健康的细胞。原先丰腴的杨琳，如今已经变得形容枯槁，工作丢了，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
每当听到这些消息，刘琴的良心就会受到一次煎熬。可是，她始终没有勇气站出来将真相告诉杨琳。在良心的折磨中，刘琴挨到了2005年。当年9月，她从医院退休了。临走前，刘琴将医院所有病人的病理资料查了一遍，发现电脑中根本没有杨琳的相关资料，这更加坚定了她单独保存切片的决心。她将杨琳当年病理切片中的一个拿回了家，同时又将病理报告复印了一份，放置在自家橱柜中。
2006年5月，刘琴突然接到了杨琳的电话。原来，在周永菊这条线索中断之后，杨琳与胡春来夫妇又通过医院，得知了当时病理室主任刘琴的电话。电话中，杨琳向刘琴询问当年的病理切片哪去了？尽管这些年来刘琴一直非常内疚，但当杨琳真的找上门来的时候，她又有些犹豫不决了。沉默片刻，刘琴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你们还是去找医院吧！”杨琳觉得刘琴似有难言之隐，于是说：“大姐，我知道你很为难，但请你也为我考虑考虑。这6年时间里，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我现在也不逼你，如果你想好了，请给我打个电话。”
接完杨琳的电话之后，刘琴再一次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再也无法独自承受这种折磨的她，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丈夫。丈夫听完之后，也一筹莫展，他只能安慰妻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5月19日，刘琴偶然碰到了医院的几个同事，聊天的过程中，其中一人提到了杨琳。这名才到医院工作两三年、并不了解当年情况的年轻医生说：“那个姓杨的患者真可怜，她给我们看她做手术之前的照片，长相清秀，身材又好，真正是一个美人坯子。可是，现在的她头发稀松，脸色蜡黄，与几年前相比真是判若两人。唉，真是造化弄人啊！”
刘琴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那一刻，她终于下定决心，无论冒多大的风险，也要将真相告诉杨琳，还她一个公道。
5月26日，刘琴将杨琳与胡春来夫妇约到自己家中。看着被误诊折磨得苍白憔悴的杨琳，刘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她把当年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杨琳，并取出保存了6年之久的病理切片，递给杨琳，说：“对不起，因为我们的失误，让你经受了本不应该遭受的折磨与痛苦。我真诚地向你表示道歉！”
听完刘琴的讲述之后，杨琳与胡春来的内心五味杂陈。原来医院早就知道是误诊了，而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医生就坐在眼前！说实话，说杨琳的内心完全没有恨意，那是假的；可是，当她站在刘琴的角度考虑时，又觉得情有可原。是啊，毕竟错误不是刘琴造成的，毕竟她最终还是说出了真相……
拿到切片之后，杨琳与丈夫立即来到上海肿瘤医院，让专家作进一步的检查，检查结果再一次证实：杨琳的确没有患上癌症。
2006年9月，杨琳将上海某三甲医院告上了静安区人民法院，状告该院6年前所兼并的上海房地局医院误诊她患有乳房癌，将其左乳房切除，索赔人民币80万元。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出于保护刘琴的需要，杨琳夫妇没有要求刘琴上庭作证，她只向法庭提供了刘琴当年保存的病理切片。面对杨琳的起诉，被告矢口否认该切片是他们所做，法庭也要求证人必须亲自到庭。
无奈之下，杨琳只好再次打电话给刘琴，请求她出庭作证。刘琴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复杂，看来自己必须面对这一切。当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丈夫之后，丈夫有些担心地说：“你就不怕医院找你麻烦吗？”刘琴满脸悲怆地说：“我已经想好了，无论最终结果怎样，我也一定要将真相在法庭上公布出来。这个切片像一座大山，在我的良心上压了6年多，现在到了应该搬走它的时候了！”丈夫含泪握着刘琴的手，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义无反顾地支持你！”
2007年11月5日，再次开庭时，刘琴作为证人出庭。鉴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院判令该院赔偿杨琳各项损失21.6万元。
医院反告证人，正义医生良知何罪？
拿到法院的判决书之后，杨琳喜极而泣，她含泪拥抱了仗义出庭的刘琴，激动地说：“谢谢你，刘医生！你让我感受到了良知的力量！”刘琴拍拍她的肩膀，笑着说：“我只是尽一个医生的本分罢了。”
帮杨琳赢得索赔官司之后，刘琴虽然卸下了“良心的包袱”，但她仍然隐隐有些担忧。直觉告诉刘琴，医院决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几天之后，刘琴就通过同事得知了一个消息：某三甲医院向公安机关报警，声称退休职工刘琴盗窃国家财产。公安机关派人到医院调查取证，弄清情况之后认为，刘琴的行为构不成盗窃罪，因为她作为病理室主任，原本就有权保存这些资料。因此，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2008年2月，刘琴接到了杨浦法院的传票。原来，医院以“隐藏国家财产”为由，将刘琴告上了法院，并索赔21.6万元。
2008年4月16日上午，杨浦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医院的代理律师并没有对“病理切片”的真伪性提出质疑，只是对刘医生“擅自将病理切片取走”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律师指出，正是因为刘琴擅自带走了“病理切片”，导致医院输了官司，并造成经济损失21万余元。这笔损失应由刘琴赔偿给医院。
面对医院的索赔，刘琴的代理律师高广益据理力争。他说：“面对同事出现的差错，作为病理室主任，刘琴有权利也有义务，保存好相关的病理资料。鉴于当时的特定情况，如果不将这套切片单独保存，那么，切片极有可能丢失或者被人为销毁，杨琳的乳房被误切一案就会永远是个谜。所谓的‘隐藏国家财产’，实际上是一种负责任的职务行为，是为了维护公平与正义而采取的非常手段，何罪之有？”
令人备感欣慰的是，得知为自己仗义执言的刘医生被医院告了，杨琳也来到了庭审现场，并向法庭申请为刘琴作证。杨琳说：“置身于刘医生当年所处的环境，我宽容了她6年来保持沉默的行为。我将医院告上法庭后，刘医生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出示当年的病理切片，揭开事实的真相，我表示钦佩。如今，医院不去追究当时造成错误诊断的医生，以及极力掩盖真相的医院领导，相反起诉刘琴这个有良知的、主持正义的医务工作人员，于情不合，于法不容。”
针对此案，上海虹口区法院一位法官认为，被告作为原告下属医院原病理室主任，为病人保存资料的初衷是为病人日后能了解病情，而没有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牟取利益。最终，被告确实为病人提供了这些信息，因此被告没有违法。被告擅自把病人的资料与信息带回家，违反了原告内部管理条例，应向原告作出检讨。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唐荣智则认为，作为病人，也应慎重就医，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最好应到其它大医院进行复诊确认，而不是轻易地接受手术，这件事值得汲取教训。医院对病人信息保存不力，或涉嫌故意销毁病人的资料，也应追究其法律责任。而医生刘琴坚持正义，值得嘉许。因为良知无罪，而正义迟早会来。
(文中除高广益与唐荣智外，其余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