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仔细揣摩这句话，以为也不尽然。窃以为自己算是智者，却也常常受谣言之苦，并感到谣言防不胜防。有两件事印象深刻。
前年安徽某地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地方动用了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几个农民被判了刑。在二审时，我受同事之邀，旁听审判。先前已经听到了一些来自当地“农民领袖”的话，说乡里的干部是如何对农民下手，而农民又是如何在手无寸铁之下受了皮肉之苦。更糟糕的是，农民最后还要领受牢狱之灾。
受习惯思维的支配，我开始相信了“农民领袖”的话。但我仔细向几位当事农民了解情况后，发现事情并不完全是“农民领袖”讲的那样，那“农民领袖”欺骗了我。然而，在一定范围里所传播的是“农民领袖”的话，也就是说，传播的是经过捏造的东西，近乎谣言。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有一家杂志在那里发展通讯员，农民只要订一年杂志就可以成为通讯员，这家杂志在那个村里发展了几十个通讯员，个别家里甚至有两个。那年，这家杂志的某一期发表了一篇关于农民维权的文章，而压题照片是几位农民席地而坐，每人旁边放着一根棒子。
有人据此对农民说，可以用棒子来维护农民权利，并鼓动村里农民做了若干棒子。进一步，又有人鼓动农民手持棒子到乡政府去索要办公室，成立杂志通讯员工作站。冲突就这样发生了。后来便是好几位农民进了班房。我感到难过的是，那鼓动者在外面自由自在，受罚的是被抓了“现行”的好几个农民。
这件事情多少让我感觉受伤，此后我对哪里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消息心存警惕，不敢轻易相信，更不敢听“农民领袖”单方面放出的话。偶尔听到有人诉说农民方面的冤屈，我常常劝当事人找法院解决问题。我承认，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如果发生某些冲突，农民被冤枉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我们决不可在具体事件上凭这个“可能性”而简单地作出判断。如果社会上多数人习惯于先入为主地判定某些事情的是非曲直，消息就必然被“过滤”成谣言；如果有别有用心的“领袖”刻意歪曲事实，谣言就会泛滥成灾，生出很多危险来。
另一件事情也令我惊怵。去年早些时候，一位高官被纪检部门“双规”，他的“腐败”行迹成了人们饭桌上的谈资。有说纪检人员从他家里发现巨额现金，还多是美元；还有说他有十几个情人，生活十分糜烂。人们又是惊愕、又是唏嘘，感慨这样一位有前途的学者型高官何以如此糊涂，又感慨人心不古，腐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骨髓。
传言者多是熟人，说起来有板有眼，加上我的先入为主，就深信不疑了。可后来法院判决下来，方知这位高官只不过犯了重婚罪。再后来听很了解他的人讲，他的重婚罪也犯得“有情有义”，以至对他的处置让有关方面犯难。我完全不认识这位高官，不敢说后来听到的就百分之百可靠，但敢于认定早些时候听到的多是谣言。
我有轻信的毛病，这两件事情便成了治疗我轻信的两剂猛药。
社会上要消除谣言是不可能的，人们本不必为谣言担惊受怕，但如果一个社会有了系统的谣言增强机制，并由这种机制不断扩大社会的裂痕，我们就要警惕了。在扩散中被增强的谣言在社会上是有选择的，而决定选择的因素是人们的具体生活感受。如果人们感受到农民在与政府的关系中的确容易受到利益侵害，就容易听信冲突事件中有利于农民的传言；同样地，如果许多人亲自观察到腐败的存在，也就容易在反腐败案件中听信不利于官员的传言。
更深入地看，如果人们时刻感受到政治这个东西在影响自己的命运，并体会到它的某种异己性质，也就要关心政治，并容易把自己听到的政治谣言转述于他人。这就是一种谣言的增强机制。
如果上面的道理能够成立，我们就该能找到治理谣言泛滥的办法。显然，现有的办法尚难以完善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应该在改变人的生活感受上下工夫。如果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公开办法，增强政府信息的公信力，谣言传播的空间会更小。总之，解决谣言漫天飞的问题不难，关键是要从制度建设上下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