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之内，多伦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家庭伦常灭亲案，几乎无一例外地，孩子均成为受害主体。
迄今为止，3家共有6名孩子死于无辜，大者7岁，最小的仅3个月。
人们纷纷对这些案件作出了不少解释和猜测：有“精神病”说、“一时冲动”说、“产后抑郁症”等等。
《多伦多星报》引用一位Markham精神科医生的话说，尽管3家都以父或母为凶嫌，但这种事情毕竟是比较少见的“the event is still rare”，还将其归结为精神上极度绝望“extreme psychotic depression”。
成人们父母们有委屈、有心事、有烦恼，或是有无法解脱的结、难以排解的闷、不能跨越的沟，尽可以寻求别的方式来解脱，大不了自己买枝枪，找把刀或是弄根绳子把自己了结，一了百了，为什么非要动不动就把孩子捎带上，都要把稚气未脱的儿童当出气筒，并且都想到先把那无辜的孩子弄死再说？都毫无例外地将天真烂漫的儿童作替死鬼和牺牲品？
3宗伦常命案发生的时间、地点、方式均有不同。
浏览了昨天本地三大英文报纸之后，笔者试图找出3宗命案的某些共同之处，看是否有助于窥见当事人的作案动机。
家庭内部
3宗伦常命案均发生在家庭内部。
迄今为止的调查表明，3宗案件均没有外人的涉足，害人者为家长，受害者要么为配偶，要么是孩子。
那么同住一个屋檐之下，为何非要下此狠手？
根据中国人的总结，人间的案子无非两个字：财也、情也。
为“财”者可能是原因之一。
这在梁少芳案里面不能不说是个引发事件的重要因素，其它两案虽然尚待调查深入，但多多少少也与经济状况有些瓜葛。
为“情”者目前还没有扎实的证据，即使上周末John LaFleche的行凶似乎有些个蛛丝马迹，比如他和妻子Wendy曾经分居，而Wendy身边也不乏朋友交往，但均属正常范围。
而人们对Wendy的为人推崇备至，很多人公认她很nice，不仅对孩子疼爱有加、包揽全部家务，和同事姐妹们相处甚洽，而且特别喜欢说笑话逗人快乐，以致她的同事闻知其惨死的噩耗之后悲痛不已，甚至在事发当天不客气地赶走了发廊的所有客人并关门停业。
如果说还有什么与“情”字扯得上关系的话，那就是3家之中至少有两家夫妻为再婚，巧合的是，这两家均有前次婚姻留下的孩子，Wendy家的Devon16岁；少芳家的浩仔11岁。
心理疾患
3宗案件的主要当事人似乎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朱旭明的精神疾患已被其直系家属所证实，他的律师也将从这个方向努力来为其辩护；而在家里浴缸中淹死两个女儿的斯里兰卡妇女则被认为是患了“产后抑郁症”；John LaFleche则早在80年代中期就曾经接受过心理治疗，另外，John不仅酗酒成瘾，而且曾经在家中大发淫威，将房子里的窗玻璃全部砸得稀巴烂。
专家分析说，有心理疾患的男子在无望、无助的心理状态下，会因自己无力尽为夫为父的职责而产生负罪感，而这种感觉会在某一事件的激发下猛然爆发使其完全丧失理智；而对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母亲，她们会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假想，总以为孩子生活的世界充满邪恶，孩子“生不如死”的想法有时会占据其整个心灵乃至指挥其行为。
两个男性当事人还有个共同之处：均有犯罪前科。
朱旭明因为持刀威胁他人而被判12个月的行为监守；《多伦多太阳报》说，John LaFleche则更为警方所熟悉，他在19岁时因在多伦多地区持刀抢窃而判刑7年，且在假释期间又因武装抢劫“二进宫”。
两家移民
还有专家注意到出事的3家中，至少两家为移民家庭，一家来自中国，另一家来自斯里兰卡。
在移民如此集中的多伦多，移民所特有的困难和问题不能不说在其中起了作用。
远离昔日的至爱亲朋，陌生社会环境造成的隔膜，胸中有苦有结无人倾诉，都会使移民心理上特别孤独、落寞，感到孤立无援、心无所寄，从而加强了抑郁，把人们推向绝望的深渊而无法自拔。
难以适应新的环境，难以在一个陌生社会结交新朋友并参与社区活动，往往容易使得移民逐渐边缘化。
如果这些心理再叠加上经济、家庭或感情上的麻烦，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人们也难免积郁成疾，也难免闹出什么事来。
笔者特别不想拿这些案件来说事儿，好像对死者不敬、对生者（尤其遭受打击的死者家属）不恭。
写起这些不仅觉得心很沉，也觉得打字的手很重。
但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总让人为孩子哀伤与不平：想到孩子是那么天真，那么没有戒心，那么没有防卫能力，你们尽管有千千万万的理由，尽管身上或是心里有多少难以承受之重，是不是不要和孩子过不去？是不是要放孩子一码？
（吴楚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