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对外大传播》刊登了《怀念敬爱的母亲王作民》、《我的中国同事――陈休征》、《怀念与希望――送别爱老归来》等文章，读者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的感受，认为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理想的润泽。
中国有句古语叫”温故而知新”，我们回忆往事并不是用昨天的历史来桎梏今天的思想。我们开办《历史回廊》栏目，其目的是通过探寻中国新闻路上前人的足迹，为我们今天的外宣事业找到更清晰的路标。在此，本专栏诚邀广大外宣工作者拨冗撰稿或提供线索和信息。
本期选载杨正泉的《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一文，系选自作者的《我与广播》一书。杨正泉，1940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做过编辑、记者、国际部副主任、主任、总编室主任，台长助理、副台长、台长。1993年4月，奉调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任副主任兼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
追悼场面
《毛泽东主席逝世公开广播的背后》一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今天读来仍觉新鲜。今年正值毛泽东逝世30周年，本刊特刊出此文，以作纪念。分两期刊出，请读者注意。本期刊出的是下篇。
临终嘱咐播出”按既定方针办”
9月16日的《新闻报摘》节目中，播出了”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一次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惊悉毛主席逝世以后，沉痛之中，人们自然在思考和急切关注着毛主席有没有留下遗嘱？会留下什么样的遗嘱？这是关系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事啊！7天过去了，毫无信息，突然发表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石破天惊，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当时也有人暗自思忖：为什么不说是”遗嘱”？这算不算”遗嘱”？”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唯物辩证法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吗？”
当时，姚文元对播出这篇社论费尽了心机。播出的时间，最初是定在15日晚上10点，中央台的记录新闻已经作了预告，让各地到时抄收。后来，姚文元直接打电话，变动了三次播出时间，最后还是决定改在第二天的《新闻报摘》中播出。对此，大家有议论。姚文元打电话说：”深夜广播大家都休息了，听不好。””社论还是明天早晨广播。我这样决定是正确的。”当时，对姚文元为什么要安排在早晨听众最多的时间，抢在追悼大会的前两天播出”按既定方针办”的用心并不清楚，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事实上，在治丧活动中的9月13日，姚文元就迫不及待地布置”组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凡有这类稿子，陆续发”。
这一社论，在当天播出15次，17日播出6次，18日播出3次，三天共播出24次。
从此，张春桥、姚文元反复强调要多宣传”按既定方针办”。18日，他们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指示我们的’按既定方针办’。”19日，他们说：”处理各省市追悼会上负责人的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复的都要写进去，’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30日，姚文元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说：”摘发言内容时，要把’一定要按既定方针办’摘进去。”30日，张春桥说：”告人民书、社论、悼词等一系列文件，对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都已经说清楚了，简单地说就是’按既定方针办’。”从此，”按既定方针办”出现在各类稿件和节目中。
中央公告：中央台转播追悼大会[/b]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中说：”9月1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公告》明确规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组织，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公告》说：”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9月18日下午3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转播追悼大会，这是中央交给中央台的任务，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中央台义不容辞的责任，毫无疑问，必须千方百计转播好追悼大会的实况。
我上小学时就喊”毛主席万岁”！哪里想到，组织和指挥这场转播的重任竟会落在了我的肩上，台领导让我全面负责。一方面要组织安排好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又必须集中精力准备追悼大会的转播。过去，虽然组织指挥过重大会议、节日游行、文体活动的实况转播，可这种转播却从未有过，我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深知如果稍有差迟意味着什么，何况又刚刚发生了播出的严重差错呢！悲痛、紧张、担心，让人透不过气来。
必须全力以赴转播好，必须万无一失转播好！准备工作的每一环节都是过细的，几种设想，几套方案，几手准备，必须考虑到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对策。从开始制定预案到最后定案，这中间的变化与反复就不说了，只是记录下最后确定的方案。
一、转播时间、并机与报时
18日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中央台、北京电视台提前10分钟转播，于2点50分开始。
中央台第一、二套节目和对台湾广播并机转播。为确保准时安全播出，避免临时并机出故障，留了一个非常大的安全系数，第一、第二套节目于中午12点开始并机，对台湾广播下午2点并机，对并机后的节目时间精心计算、精心安排，到3点以前的50分钟节目只能安排49分30秒，转播开始前静场30秒，形成一种气氛。
报时，在平时不成什么问题，这一次却成了一件大事，非常棘手。《公告》中明确规定”在北京时间下午3时”举行追悼大会，届时全国各地的群众默哀3分钟，有汽笛的工厂、单位鸣笛3分钟致。这个下午3时，是以中央台的报时为准的，准确报时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丝毫疏忽不得。各位听众和读者都很熟悉，平时中央台的报时是这样的：提前10秒钟响报时讯号，共响6下，以最后一响为准，接着出播音员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若是过了12点，例如下午3点钟，就报”15点整”。为保持与《公告》”下午3时”的提法一致，使大家听了好记，这一天中央台的报时从中午以后便改为”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那么，原来”15点”也就是”下午3点整”了。
不只如此，过去报时讯号播音员的声音比较高亢，为了与整个治丧气氛和群众情绪相协调，改为低沉的男声，专门反复录音、制作。当录制完后，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播音员的报时是在最后一响之后，当最后一响响过之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各地开始默哀、鸣笛，播音员的声音与之重叠，气氛不和谐，也不够严肃。怎么办？最后请示决定只出讯号，不出播音员报时声音。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在举行追悼大会的前一天，突然听到了北京电报大楼在追悼大会这一天也要报时的消息，也是为了执行《公告》的规定，可是与中央台的报时发生了矛盾。为什么？如上所述，中央台的报时是以最后一响为准的，细心者可能注意到，北京电报大楼的报时是以”第一响”为准的，第一响之后还有一段《东方红》乐曲。两种报时讯号的时间差，外地听众不知晓，可北京市内清晰可闻，以谁家为准？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中央台不能说只准自己报，一纸紧急报告送到主管领导汪东兴的手中，他决定并通知电报大楼停止下午的报时，以中央台报时为准。
更难的问题是报时讯号会不会与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相重叠。追悼大会下午3时开始，而宣布开始必须是紧接报时讯号的最后一响之后，宣布早了或晚了都会引起全国行动的不统一。可是，中央台不能指挥大会主持人，如何能取得联系，达成默契？后来找到一种办法，借一台收音机给大会主持人，让他听到报时讯号最后一响后开始。大会主持人是王洪文，追悼大会以后，他没有及时送还借走的收音机，粉碎”四人帮”之后，借送收音机一事作为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说明了事。这是后话。
在讨论报时的过程中，也曾经考虑过是否取消下午3时的报时，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为准。但这样做各地掌握不一致，也会有人问”中央台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报时呢”？须知，那是个容易上纲的年代，稍有不慎不周，都是政治问题。故将此方案作罢。谁能想到本来司空见惯的”报时”竟引发出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难题，带来这么多复杂的关系。
二、如何报领导人名单
许多听众和读者可能不太注意这件事，可这是件大事，是件政治敏感极强的事，也是件困难而复杂的事，时政记者最为此伤脑筋，尤其是在动乱的”文革”之中，名单是政治人物沉浮和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报名单常有两种做法：一曰小名单，二曰大名单。小名单，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通常还包括几高几副，人员和排列次序都比较稳定。大名单也有一定的界限，比如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各部委主要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等，有时候视需要有所变动或增减。大名单很大，常有几百人之多。报大名单表明规模大、规格高、隆重，象征大团结，具有广泛性等意义。也有时候，为了报道人事的变动、增减，或有的人重新露面而其规格又不在小名单之内，更不便于单独报道，特意安排出大名单，把其包括在内。是播小名单，还是播大名单，都要请示决定。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毫无疑问应该报大名单。但是，从开始转播到大会开始中间的10分钟内报道，显然不可能，一是容纳不下，二是人员到会有先后，也可能有人临时来不了，很难一一核准，只能先报小名单。小名单也有39人（大名单近700人），到下午3时前，来了的就报，未来的不报，等大会结束时再完整地报一遍小名单，大名单留待播出大会的消息时再报。上级批准了这个方案。
三、预告
《公告》中已宣布中央台转播追悼大会实况，还要不要预告，如何预告？按说不成问题，可中间在操作上遇到了问题。
中央台决定还预告，从17日晚上的《全国联播》节目开始，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在17日全天播音结束前预告。
预告稿有几种方案，今天看来其中没什么分歧，可在当时却争论不休，字字斟酌。稿中的主要分歧在于要不要在”举行”二字之前加上”隆重”二字，赞成者认为这是”规格”问题；否定者认为追悼大会本身就是隆重的，无需多说，最后未加。另一分歧是要不要说明追悼大会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赞成者认为《公告》是这么说的，要一致起来，也说明规模之大；否定者认为已广播几十遍，大家都知道了，最后未加。播出的预告是：
“同志们！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将在明天（今）天下午3点举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从明（今）天下午2点50分开始，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
预告在重点新闻节目《全国联播》、《新闻报摘》中的次序如何安排？新闻的次序常表明其重要程度，把”预告”放在节目的第一条，不合适；放在节目的中间，字数太少，一听而过，不易引起听众的注意；放在节目的最后，分量太轻，也不合适。究竟如何安排才好？绞尽脑汁想出一条妙计：放在节目内容提要的最后一条播出，去掉”同志们”三个字，改为”现在播送一件预告”，然后播出预告的全文，本文即是一条重要简讯。但是，那时候的节目是视内容任意延长的，所以在提要的最后总有一句话，”大约需要多少分钟”。显然,预告之后紧接着这句话不妥，容易被误解为”预告”需要多少分钟。为了区别开来，特意改为”这一节目大约需要多少分钟”，可见用心之良苦。除了提要中播预告外，在节目的最后再播一遍，因为已”有言在先”，就不会因放在最后被指责为”规格有问题了”。
四、精心撰写转播稿，精心设计播音
一切都要精心。转播的技术准备由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机要处负责。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前的西耳房。他们负责把现场实况准确安全地送到广播大楼，然后发射出去；他们负责大会主席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的扩音。为此，他们白天黑夜连续干。广播大楼的录音、传送部分，由中央广播事业局中控室负责。
中央台的任务是采访追悼会的安排，撰写转播稿件，检查线路畅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指挥转播，设想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做出预案和应急措施，负责现场的组织指挥。
这里，我只是谈谈撰写稿件和设计播音，一斑窥豹，提前10分钟转播，按照正常速度约2000字，但在特殊情况下的播音需要多少字，心中无数，中间还必须有间隔，大约只能播出1300字左右。这么隆重的追悼会，要在事前说的话太多了，只能反复筛选、提炼。转播稿由曹仁义、刘振英和我采写完成，真可谓”精心设计，字斟句酌”。例如，张挂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几个字的”横幅”，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称作”横幅”，显然不恰当不庄重。应该叫什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经反复查对，经向有关人员求教，叫”挽幛”，就写下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上方，大幅黑色挽幛横贯天安门城楼，上面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为恰当掌握播音速度，反复试播，据我多年的记忆，过去的备稿从来没有这么细致过。把握准基调，把握准速度，既有间隔又不能长，中间不能播放音乐，在现场那种万籁俱寂的场合，几秒钟也难挨；大会开始前又必须有空场。为此，担负这次播音任务的方明（崔明德）、常亮（侯长生）几遍、十几遍地试播，记下每段播音的时间、每一间隔的时间，记下每一段开始的时间是几分几秒，不管上一段播音是缩短或延长了时间，都必须保证下一段准时开始（可以压缩或延长中间的间隔）。为防止播音员临场紧张或发生意外，特意安排了两位有经验的播音员，一人播音，一人备份。
五、现场试播
试播，到天安门城楼试播，在毛主席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试播是一种临场演习，也便于及时发现问题。15日晚7时，时政记者、播音员和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9时试音，路上行人稀少，整个北京异常静寂。当时用的是”九大式”话筒，为防止刮风时有杂音，套上了临时赶做的黄色泡沫塑料罩，因与治丧气氛不和谐，建议改成了黑色。试音不能念正式稿子，选了天安门警卫战士写的怀念毛主席的文章《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毛主席啊，毛主席！日夜守卫着您亲手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战士，无限敬仰您，无限怀念您！”这声音顿时响彻了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行人驻足，昏暗的灯光中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在肃穆静听。毛主席静静安息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水晶棺中，不知是否听到了人民这发自肺腑的呼唤！
九月十八日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b]
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转播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
“八亿神州在悲痛，举国上下齐哀悼。”中央台对这一天的节目作了精心安排，排定了严格的播出时间表，内容一致，气氛协调。
上午9时，刘振英、方明、常亮和我就到了天安门。转播点设在西观礼台最东头的平台上，紧挨着临时搭起来的追悼大会的平台。建这个平台是很费心思的。原来打算在天安门城楼上开追悼会，但有许多难题不能解决：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挂在什么地方？不能挂在天安门城楼前面，而后面又挂不下；参加追悼会的领导人站在什么地方？总不能站到遗像后面去，无法向毛主席的遗像致默哀。后来，才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之前、金水桥之北建一座平台。为此，工人们连夜施工，如期建成。
9月18日的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毛主席的巨幅遗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中央。遗像下层层排列着苍翠的松柏、长青树、万年青。各级党政军机关、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陈放在遗像两侧，摆满了整个东西观礼台。天安门广场中央下半旗致哀。参加追悼会的首都党政军机关和群众一大早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一直延伸到东单、西单，100多万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列队肃立，除了啜泣声，无一点响动。
下午2点30分，有关方面的领导人陆续登上平台。
我们到了现场，就忙着试话筒，试线路，同各方联系。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的转播是用中央台播音员的声音，自己配画面，由于两部摄像机出了故障，一时弄得很紧张。2点30分，中央台转播人员各就各位，等待着2点50分开始转播。下面我就把当时记录下来的情景抄录于下：
“西观礼台的平台上摆放着两组话筒，用一备一，方明和常亮分列左右，我站在他们中间，面对着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的上百万群众，不，是面对着全国8亿人民和全世界，等待着这一重要时刻的到来。广场上静极了，北京静极了，只是听到啜泣，听到自己的心脏的怦怦跳动声。这是转播，一切那么庄严，当然不能用声音指挥播音，我们三人相约，以我举左手为信号开始播音，播一段停下来，等我再举起左手时播下一段??具体时间由我掌握。时间过得真慢，又真快，那哒哒的响声听得真真切切。我紧张地盯住手表，盯往电视监视器，喘不过气来，腿在瑟瑟抖动。我多次指挥过转播，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这种气氛、这种情景。我看到播音员的手也在抖动，稿纸发出了响声。我不是指挥若定的将军，但我意识到必须马上静下来。转播临近了，我轻松地对播音员说：’不要紧张，沉住气，看我的手势。’可我并不比他们轻松，我真怕播错，尤其担心方明把’永垂不朽’播成’万岁’！试播时，他曾经两次这样错播过。”
“时间到了，2点50分，我打手势告诉方明’开始’！他打开了话筒的开关，停了一会儿，像是有意镇静了一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这声音立即传遍北京、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啊，我们准时开始转播了！”
“开始，方明太紧张了（其实，我的手里也出了汗），一会儿就好了，但是播音速度仍然比试播时慢，我只好临时压缩间隔时间。”
“转播与大会的衔接恰到好处。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后，奏起了哀乐，广场上爆发出哭泣声，根据上级的要求，实况中的哭泣声要适当掌握音量，与哀乐相比不能太突出。”
“转播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当播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而转播顺利结束时，合上话筒的开关，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大家彼此默默地紧紧地握手，一切尽在不言中。”根据事先的安排，转播完大会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遍又一遍播放的《东方红》和《国际歌》乐曲。
对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转播，当时的报道说：”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的祖国在静默，8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外电是这样报道追悼大会的：
[法新社17日电]：”明天下午8亿中国人民都将把眼光转向北京的天安门，届时要在那里读悼念毛主席的悼词。””让全体人民都能参加的这独一无二的活动，规模宏伟，确实是巨型的，是中国27年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大会。””8亿中国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肃立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这将是向一个伟人致敬的最动人的场面之一。”
[南通社18日电]：”在这个时刻，中国是一个悲伤哀痛的国家。””全国都感到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将随着他一起逝去了。”
共同社驻北京记者福原写文章说：”毛泽东在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始终是一颗放射出强烈个性光芒的巨大红星。””如果说英雄就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历史的轨道上刻印下了他的思想、行动和个性的人物，毛主席确实是中华民族再生的英雄，肯定是代表动荡的20世纪的世界英雄之一。”
9月18日播出：
追悼大会实况11次（共播出20次）；
追悼大会文字消息5次；
单独播出悼词（播音员录播）11次（共播出51次）；
《东方红》、《国际歌》11次。
缓慢过渡治丧宣传的延续
追悼大会之后，毛泽东主席治丧活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中央台治丧活动的宣传远未结束。追悼大会的实况从18日的《全国联播》开始，连续播出3天；悼词连续播出到25日，次数逐日减少；《新闻报摘》仍然集中报道治丧活动，只是逐渐缩短时间，直到恢复正常。
从治丧宣传到恢复日常宣传必须有过渡，而且是长时间的过渡，中央台的各专题、对象节目分三步过渡：一是先上一些与本节目有关的内容，不挂节目牌子；二是挂节目牌子，但暂不用开始曲；三是恢复正常，这已是10月4日的事了。
文艺节目的恢复更是个敏感的问题，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从25日开始，先播出几组经过精心编排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乐曲或歌曲，曲调要庄重、严肃；然后增加播出用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轻快、欢乐的暂时不上；再次选播革命样板戏的选段，播放一些革命文学作品；直到10月4日基本恢复文艺节目，但是对欢快的乐曲、逗乐的曲艺、大块的文艺节目和长篇小说等，仍暂不安排。这并非只是中央台的慎重考虑，要知道，这一年的国庆节因此也停止了游园等庆祝活动。
1976年10月4日，中央台治丧活动的宣传刚刚结束，10月6日又开始了粉碎”四人帮”的宣传。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九.九”事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回过头来谈”九.九”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如前文所述，9日下午当第三遍播出《告各族人民书》后，紧接哀乐播出了”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这一严重播出差错，如雷轰顶，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员，张冬兴副台长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中央台许多人涌来了，接着急促地响起了电话铃声，全国各地纷纷来电话质问、谴责，强烈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人。
事故的发生情节复杂，但发生的原因并不太复杂。
在播完第二遍《告各族人民书》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接到姚文元的电话，他说：”哀乐太长了，要用短一些。”要求由6分钟改为3分钟，而且马上改。这是酿成后来差错的起因。
当时正忙于《公告》的录音和制作，第三遍播出又即将开始，要改哀乐哪能来得及！但命令如山，只好派人去复制新哀乐。开始已明确规定，所有用过的哀乐一律封存，所播出的哀乐必须重新复制。谁知情急中阴差阳错，却从用过的哀乐中拿了一盘，巧中巧，这盘录音带是周恩来总理逝世时用过的；巧中巧，这盘录音带又多处违背了安全播音的规定，埋藏下多处隐患。这是事故之所以发生的关键所在。今天说起来是这么明白、简单、轻松，弄清这个问题却用了几年的时间。这种隐患能成为事实，却又是违背了一系列安全播音的规定、闯过许多关口而造成的恶果。
第一，周恩来逝世时，先广播讣告，然后播3分35秒的哀乐，再往后播治丧委员会名单。按照安全播音规定，哀乐是单独一盘，不允许在前后录其他内容。而当时负责录音的同志，图一时方便，把下面将要播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的头子录在了哀乐后头。这样做违反了规定。如果在紧急情况下这么做了，用后销掉还有情可原，但他没有这样做。
第二，按照规定，录音完了以后，每盘录音带要填”卡”，记明开头、结尾用语和时间，让用者一目了然。而这盘录音带却没有填记录卡，只在胶带盒上写明”哀乐3分35秒”。这违反了操作规定，给人以”只有哀乐”的错觉。
第三，按照规定，每盘胶带录音后，在最后一句话卡上纸条，传音员放到纸条为止，提前停放或过了纸条停放，都是传音员的责任。而这盘胶带的纸条不是卡在哀乐之后，是卡在了”名单”之后。
第四，对这盘录音带的审查是严格而慎重的，拿到胶带后由专人分别进行了三次审查，都认为”哀乐可用”，”只是速度慢了一点”。但是三次审听，都只听到放完哀乐为止，谁也没有听到纸条为止，而开了”可用”的绿灯。三次都违背了审听规定。
第五，当录音带上了机器，开始播放时，在场的许多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思考由于缩短哀乐会不会发生空播上。放完哀乐，突然出来”现在广播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时，因未到卡纸条处，传音员不敢自行停机。在场的人惊呆了，没反应过来。当传音员清醒过来，急忙按住转动的录音带时，只差”名单”两个字未播出去。
这就是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发生事故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的错，错，错！责任心不强，违背了种种安全播音的规章制度，闯过了五关而酿成差错！在中央台的历史上，有不少差错都是发生在”想当然”和”侥幸”的疏忽之间，主要是责任心和不执行规章制度造成的，为此，不知付出过多少沉痛的代价！
历史上也常有这种情况，一旦出了大事故，越是紧张，越是谨慎，越是接连出问题。有人说犹如学骑自行车，越怕撞人就越撞人。古人云：”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是这个道理。这一严重事故是罕见的，发生在极为悲痛的时刻，发生在这一重大报道上，谁能不心惊肉跳！当时急切需要沉着冷静，避免连锁反应，首要的是搞好安全播音，是稳定情绪，所以并没有马上做彻底追查。但是，台内外并不平静。当晚接到35起电话，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人认为是由于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人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委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发来电报对中央台提出抗议，要求一定要追查清楚。的确，有关公安部门当晚曾派人来查询，了解情况后未再过问。但不久便传出”×××已经被捕”，事实上绝无此事。
这一事故的教训是深刻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引发出许多引人深思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