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无上流。
相对于西方延续百年的上流贵族制，所谓的中国上流社会也只是一种形容，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他们还在学习、探索、建设中国“上流”社会的基础、形式与规则。
他们包括权贵、新富、知识精英、艺术家与娱乐明星等以低调谦称的人群。他们群聚于某些权贵集中的中心城市，活跃于某些以奢侈为荣的场所，以名牌、名人、派对相佐，豪掷自己的资本：金钱、青春、身体、才华，或者情商。他们是观众，也是演员；他们自谦是半上流社会，其实充其量是“扮”上流社会。外人看似荒诞，但人家自娱自乐。
在人人梦想进入上流社会之时，总有人沦入下流社会。他们不仅要承受资源短缺带来的物质压力，还要遭受白眼，承担精神上的双重挤压。为下流社会辩护，就要积极在基本权利、人格尊严、生命机会上寻求公理，完善和规范社会阶层流动通道，让下流社会和上流社会能互相流动。
事实上，什么“流”的社会都不重要，因为：好生活，不入流。
中国人的上流前景
中国无“上流”
中国人的上流前景不应该往前看，而是往后，运用的是“后视镜”原理。五千年的文明历程、礼仪之邦，留下来的都是上流文化。中国人梦想跑步进入上流社会，事实上是一种返祖术。
章诒和先生去医院看朋友，她的惯例是亲自下厨，备齐四样菜品送至病房。她讲对美食的热爱和研究以及拥有一手好厨艺是大家闺秀的必备技能。有一次新周刊记者跟她聊天，她说：“北京的四合院都应该拆掉，现在的人不配住。”语意之尖刻绝望，一时令人回不过神来。她的书在香港出版时名字叫《最后的贵族》。
在书中，章诒和这样描摹她所见过的康有为的70岁的女儿康同璧，那时康同璧站在由梅兰芳送给章诒和家里的8株梅花前久久不愿离去：“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绸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
1925年到1940年，在《纽约时报》驻中国的首席记者阿班眼里，中国是一个饱受内战外辱的国家，但并不妨碍他热爱这个国家的北平、上海、广州和东三省。他既在长途轮渡和火车上经历过疲惫而难堪的旅行，又在北京、上海的派对和名流俱乐部中度过奢华、优雅的生活。他住着四进有五个院子的四合院，在第一个院子里观景，在第二个院子里写稿，在第三个院子里睡觉，在第四个院子里用餐，第五个院子供下人使用。他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中描述说：“这栋中式房屋因这些院子而生辉，更显得美轮美奂……入夜时，但见每条走道旁都垂挂着一盏盏大红灯笼。我的家，真像是中国式的仙境。”
不媚俗，无上流
中国的上流社会原本是一个杂交来的结果，既有传统遗老遗少的底子，又有西方殖民后西式生活的风气。聂华苓在《三生影像》中就描述过中国的诗人 (她祖父)和客人一起躺在床上吸鸦片、互相朗诵诗歌的场景，而她在门外偷听。这是民国时期的大武汉，她的母亲陪她去花花绿绿的洋布行里挑料子做衣服。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艾本斯坦写过一本叫《势利：美国当代上流社会解读》的书，对上流社会的讥讽之辞溢于言表，但从中不妨可总结几个上流社会的关键词：派对、名校、时尚、艺术、俱乐部、品位、职业等等，也许还有性与丑闻。美国人在构建自己的上流社会，以抵御欧洲人对他们的鄙视。但这没有什么好比的，把“粗俗”送给美国人，把“媚俗”送给欧洲人，是再合适不过的礼物。关于粗俗和媚俗的类比，东欧作家米兰·昆德拉有更精彩的阐释。他直陈：无产阶级是粗俗的，而资产阶级是媚俗的。
类似的对比还有：大众是粗俗的，精英是媚俗的；下流社会是粗俗的，上流社会是媚俗的；平民是粗俗的，贵族是媚俗的；无知是粗俗的，知识是媚俗的；没文化是粗俗的，有文化是媚俗的；主流是粗俗的，另类是媚俗的；生活是粗俗的，时尚是媚俗的；欲望是粗俗的，精神是媚俗的；富是粗俗的，贵是媚俗的；性是粗俗的，爱是媚俗的；保守是粗俗的，前卫是媚俗的；炫耀是粗俗的，低调是媚俗的；土鳖是粗俗的，海龟是媚俗的等等。
“对地位的高级精致的迷恋”是艾本斯坦总结得最好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谓是上流社群的集体写照，这与中国的一个略带上流社会情结的作家洪晃的话不谋而合，她说：“他们都在跟自己的声音和身份热恋着。”她描述了一个场景：这天请客的是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的夫人，可能还有个什么爵位。这夫人是个大闷棍，可以没有语调地自说自话一个多钟头，特别是关于英国上流社会的花园，只要你问一句：请问花园里面到底应该种什么样的月季，她就开始滔滔不绝、平声调地演说，你可以闷头吃饭、上厕所、甚至找个漂亮服务生在卫生间作爱，把这些动作都完成后回到座位上，保证她还在说她花园里的月季。最后洪晃总结说：“我发现这个毛病在上流社会很普遍，上流社会的人比较喜欢听自己说话。”
在心理上、身份上的投射是上流社会的一个典型标志。一个纽约来的艺术工作者在北京的金鼎轩饭店讲了哈佛大学的一个笑话：问换个灯泡需要几个哈佛毕业生，答需要11个——1个换灯泡，10个喝彩。微软中国总部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正在绞尽脑汁将孩子送进人大附中，因为进了这里就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北大。名校教育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进入上流生活的一个重要法则。
艾本斯坦关于“势利”的描述，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瞧不起”。有钱人瞧不起没钱人，不用工作的人瞧不起穷忙族，世袭富豪瞧不起白手起家。“瞧不起”只是一方面，上流人士更多的是“比讲究”，在任何一件事物上，要更高级，尤其是看起来很无聊很无趣又很无用的事物，这就出现了上述公园里的月季怎么种这一幕。
“比讲究”就是一种源于身份意识的媚俗行为，任何华丽的冒险、奢侈的铺排、极致的浪费都与此有关，所以上流社会向来规矩多，既随心所欲而又繁复没有自由。
有上流，无社会
上流是这个社会的溢出物，他们不在普通公众的视野，但却与艺术、哲学是近亲。因为艺术与哲学作为精神性的产物同样是社会的溢出物，与实用主义无关。所以有人说，什么是上流？就是你作为平民的理想都实现后剩余的理想。
人们嘲笑的往往是“半瓶子水”，“半上流社会”，是他们在“扮上流社会”，进入公众视野，企图通过粗俗来媚俗。
当“中产”成为热词的时候，你会惊讶地发现，“小资”这个群体正在消失，它变成了大学生和刚工作不久的热爱生活的人们的代称。成功人士们则正在躲避“小资”这样的称谓。
扮上流社会的人们是新时代的“于连”，名牌、名人、派对相佐，豪掷自己的资本：青春、身体、才华，或者情商。可能到头来成为“混子”，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得不到，也可能成功跻入上流。更多的人，是名与利的共谋犯，为了赚钱，或为了出人头地。
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是富人们成形的30年。因为一个绝对权力并未被打破，资源配置控制着这个社会富人的形成：城市化使开发商主体成为绝对富豪；沿海、华东的开放使得这些地域先富裕起来；对矿产的开采使得山西煤老板名扬天下；只有IT富豪是拿着海外VC的风险投资，产生了一批非传统意义上的年轻新富。
准确说来，整个经济运行体围绕着他们转，他们是消费的主体，但却不是上流社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耍上流”。“耍上流”要等到他们的子嗣和亲属，也就是“富二代”形成之后，送出国培养、接班、掌管大业。
“不求最好，但求最贵”，一个贵字，标识出了上流社会的心态。唯其贵，方能区别于富。还不能傻，要有文化和艺术的鉴赏力，方能一跃上流。我们刚刚嘲笑完“暴发户”和暴发户心态，还处在对上流社会望梅止渴的地步，一个上流社会的阶层远未形成。
混乱，但却最富有活力。这既是中国当代的指征，也是全球对中国的一致看法。在网上也曾经充斥着关于上流社会的大辩论：易烨卿与周公子的天涯社区论战。前者因鄙视穷人而遭到后者的追讨，两人的“炫富帖”引来了20多万人次的“观战”。
网上有网友对上流社会的粗浅的定义，照录如下：上流社会是分地域的，一般通俗来讲就是自己的资产到达一定数值不用工作就可以尽情享受生活！或者是每年的工作所赚取的金钱足够你来维持享受生活所付出的高额价格！网友补充了与贵族的区别：区别在于贵族是世袭的！而上流社会的圈子可以通过本人的后天努力而跻身于上流社会！连连使用的感叹号很有意思，似乎在分享与惊叹一个发现。
白马非马，上流社会不是社会。所谓上流社会是一种形容，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它必然很难浮现于公众的视野中。但我们可以说，你能在中国的城市中，找到种种“上流美”的痕迹，不择一切手段跻入上流，惟独没学会上流的精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顶天立地，是谓上流。可我们看到的往往相反：富贵必淫，贫贱必移，威武必屈。
要想争上流，需要修习之处还很多，正如杂志的栏目设置一样：社会、文化、财富、生活方式。还有礼仪。都得学习。中国人的上流前景是令人乐观的，但不知与其道德前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中国人之前穷怕了，现在富怕了，所以必争上流。中国人的上流前景不应该往前看，而是往后，运用的是“后视镜”原理。五千年的文明历程、帝国的礼仪之邦，留下来的都是上流文化。中国人梦想跑步进入上流社会，事实上是一种返祖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