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 5月底，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外热热闹闹地轮番上演着一场场言论自由的大展览：建筑工人要求增加公务员薪水；退休工人吵著要提高退休金；而穿著印有坦克图案黑色衬衫的立法委员则呼吁北京政府要为20年的天安门大屠杀道歉。
北京越来越干涉香港事务
纽约时报刊登记者安德鲁·雅各布（Andrew Jacobs）一篇题为“北京统治12年后公民自由受限”（Civil Liberties Within Limits After 12 Years of Beijing Rule）的报导。报导说，在回归中国的12年里，在称为“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香港仍然是民权与自由的堡垒，而这种民权与自由在中国大陆仍然是缺乏的。
5月27日，示威者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外，要求政府为“六四”平反（资料图片）
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就是使得香港原有的自由媒体、独立司法体系、运转顺畅的政府得以延续下去。本周四（6月4日），预期数万人会聚集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守夜会，悼念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中，为了追求民主而丧生的数百名学生。目前在中国大陆，政府还禁止任何新闻媒体或者公共演讲提到曾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这个事件。
但是，许多香港的民主倡导者和民权人士越来越担心，一向实施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香港是否还能在北京的专政制度下维持其独立，以及它所具有的中西方文明混合物的独有特征。
去年，北京推迟了香港直接选举的日程，把香港行政首长的选举推迟至2017年，立法会的推迟至2020年，而且，香港的批评人士说，中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越来越多。
指派领袖消磨香港自治
香港民众表达对六四大屠杀的抗议和对死难者的悼念（资料图片）
纽约时报的报导还说，还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访客因为政治立场与北京对立而被拒绝进入香港，而且，亲共的立法委员否决了把对天安门广场事件真实情况写入高中课本的提案。
像李柱铭这样的资深民主倡导者发出警告说，中国正通过任命或者指派香港商界和政界领袖，在一点一点地侵蚀香港的自治权。
5月30日，香港民主党创立人李柱铭先生爆料说，去年8月他曾成为北京政府的一个暗杀对象，不过，计划没有成功。他说，在他写了一篇抨击中国政府未能兑现他们关于改善人权的诺言的社论后不久，暗杀者被逮捕了。
北京实施温水煮青蛙战略
李柱铭先生在他办公室接受访问时说：“如果你把青蛙扔入开水里，它马上就会跳出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青蛙放在温水中，慢慢地加温煮，它就一动不动了。我在香港就正在被慢慢地煮，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李柱铭先生和其他民主拥护人士多年来一直都在担心北京在香港越来越强的影响力。但是，在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之前，以及7月1日的香港回归纪念日之前，他们担心出现这样的新情况：香港的政府官员们有意公开表达对大陆政府观点的支持。他们说，香港在1989年的夏天，曾有上百万人上街支持民运，并且于之后每年的6月4日都举行示威活动，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现在如果有这种变化是令人难受的。
在两周前，当香港行政首长曾荫权被问及他是否赞同平反六四事件时，他对立法委员说，最好的就是忘却那场事件。“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他说。“国家经济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并给香港带来了繁荣。”他还说，他认为自己的观点“代表香港大众的想法。”
其他投靠北京的地方官则更为无耻，这些人要么宣称镇压民运时无人死亡，要么说因为学生领袖计划杀害政府士兵，政府才迫不得已进行武力镇压。而在今年4月份，香港大学学会会长陈一谔甚至扭曲事实，谴责示威者要为煽动天安门的流血事件负责任。
民主民意强但人口构成在变
今年4月，香港大学学生经过连续三天的投票，以1592票赞同、949票反对、114票弃权的结果罢免了学生会会长，陈一谔成为港大历史上首位被罢免的学生会会长。香港大学学生会赞同罢免的同学表示，这显示港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坚持平反六四的立场。（资料图片）
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但是，这类言论并非无人质疑。愤怒的学生们在陈一谔发表那种言论后立即就投票罢免了他的职务，而香港行政首长也被迫道歉。香港大学于5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十分同情天安门示威者，接近70％的香港居民说中国政府处理学生示威的方法是错误的。
但是，那些密切注视香港政治文化的人们说，香港回归中国后已经开始慢慢地改变香港独特的民风，尽管，这些变化很难统计，而且支持民主的民意仍然非常强大。数据也可以显示部分的现实：在香港的西方人士数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大陆人在不断增加。
去年，有近1,700万大陆居民访问香港，相比下，1997年时只有200万人。人口构成的变化，对香港的大学有更大的影响，如今超出半数的毕业生都来自大陆，而2003年时仅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大陆。
BBC在去年的一篇报导说，在香港的一些研究所，大陆研究生的比列甚至达到50%，顺理成章，一些研究生学生会都是以大陆学生为骨干，渐离亲民主派传统。
一名香港大学的教授说，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学生会已经被”解放”了。
以社科学系来说，大陆研究生不会涉及一些敏感的研究课题，一位香港大学社科教授说，他们提交研究题目和大纲后，就知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基于不同的背景、文化和教育训练等，大陆学生和本地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以本地学生为主的香港大学本科学生会甚少邀请大陆学生加入组织内阁。
由于大陆学生越来越多，在民主议题方面，本地学生为主的学生会担心受到大陆学生提出”不够客观”和”不代表全团学生意见”等批评，加上政治立场不稳定，此消彼长之下，本科学生会积极参与民主活动衰落，渐渐离开了亲民主派的传统。
在香港的中联办等也会在选举等关键时刻，邀请一些可能亲民主派的大专学生会干事到中国大陆交流，试图阻止他们动员支持民主派的参选人。
尽管中国当局没有刻意增加大陆学生的人数，但以非本地学生名义到香港读书的学生将越来越多，并把不同的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处事态度等带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去殖民化的潮流中，将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敢触怒北京的媒体越来越少
纽约时报的报导还指出，就像许多其他香港企业家一样，亿万富翁陈启宗的公司恒隆地产有限公司也在向大陆进军，陈启宗认为只有通过与中国发展更亲密的联系，香港才能繁荣。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说，今日的香港远比英国统治期间还要自由。他说，如果说有什么需要做的，香港社会其实需要有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媒体。“人们担心媒体受限，但是，它反而变得更疯狂，更不负责任，”59岁的陈启宗说，他在美国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
像香港记者协会这样的组织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说，愿意讨论有可能触怒北京的话题的媒体是越来越少了。曾任记者协会主席的自由记者麦燕庭说，超过一半的香港媒体的业主都被授予中国全国人大顾问的职位，而且，许多人在大陆都有生意方面的利益。
麦燕庭女士说，这样的结果，就是一些记者开始自我审查，与此同时，编辑有时候也会雪藏那些可能对北京不利的报导。“如果你的老板是全国人大的代表时，”她说，“你就知道，最好不要太大声地批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