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钱了，移民加拿大让我倾家荡产。
”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LOSER或者WINNER的讨论并没有意义。
”
“眼下刚来加拿大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退缩，那么以后如果我有病了呢，出意外了呢，是不是马上就分开呢？”
“可能你会说，那个选择自杀的人也是正确的选择么？我说是的。
”
一个移民来到加拿大的人会有个什么样的故事才好交代，什么样的结果才算过得去，什么样的悲欢离合和甜酸苦辣才值得？当有人在万众瞩目的一刻介绍自己的异国奋斗史时，当有人做最后的选择从高楼上跳下去时，永远不会一样的移民故事有两个方向可以走，往前或者往后，跳下去或者爬起来，痛哭或者微笑。
买不起方便面
刘志海先生坦然接受华报的访问，在华报的创刊号上将自己的经历平静道来，希望以自己微薄的信息给同样都在思考的移民同胞们小小的启示。
他是才移民加拿大七个月的新移民，面临很多新移民都必须要迫切解决的适应问题，甚至还有比普通问题更严峻的生存问题。
他说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想找PART TIME工作，我没钱了。
“本人没钱装电话，所以请给我EMAIL。
移民加拿大让我倾家荡产，国内工作近十年的心血积蓄，几乎没了。
我现在需要每周两天，三天的工作。
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复习托福，早一天考上研究生，早一天毕业，早一天回国，是我唯一的理想。
”
“一来我就找工作，上MONSTER啊，WORKOPOLIS啊，不停地发简历。
我觉得其实语言是其次，主要是加拿大对中国不了解，可能感觉中国落后，他不了解中国的教育是怎么样的啊，工作经验是怎么样啊，不承认我在国内的工作经验。
当然人家不会这么说，这在法律上牵涉到一个‘歧视’的问题，也是不允许的，但是人家的表情和实际情况已经表明这一点。
就算洛阳国企的六年工作不算，我在上海那个外企—是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工作经验他们也不承认。
我本来在简历上还写那个外企是中国，看到简历没回音，就把“中国”两个字去掉了。
然后的确是有些公司找我面试。
但是当他们问到我是那里的工作经验，听到是中国的就一下子不高兴了，很失望的样子。
到最近一，两个月就没找了，因为每天上网发简历也很费时间和精力，就没这个劲了，找不到就不找了。
”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LOSER或者WINNER的讨论并没有意义，我只想找份PART TIME工作，再拼搏几年。
我不是个容易服输的人，但是在加拿大确实很困难。
”
刘先生说的都是事实，他的情况甚至比自己可以展示出来的最大限度还要窘迫。
他租西区的一个地下室，他的房东是双双失业的博士，他每月所交的三百月房租对房东是很重要的经济来源。
他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生活开销，不会买箱装的方便面，只会买九角钱一大包的意大利面。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超市看中了一包NO NAME的烤花生，两块钱，都快到收银处了，想来想去还是放回去不买了。
这只是节省，还不算艰苦。
最艰苦的是才来的三月份，自己住西区，通过中介找到份在北边旺市的工厂工。
公车过了STEELES就要重新买票，这样每天八块钱，足足让自己少了一个小时的人工，于是就骑自行车。
从KEELE和SHEPPARD到旺市骑车需要五十分钟，下雨和下雪天的艰苦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学习英文采取自学，所需要付的费用是三百元的房租和一百元的食物，车费和其他杂费都要严格控制。
他在电邮了无数份简历找对口的工业管理工作失败后，最终在家附近的西人超市找到了一份搬运的PART TIME工，这样既可以保证自己的最低生活标准，也可以有空余时间复习托福，考取研究生。
因为初来乍到和住的地区的原因，他认识的的朋友不多，也很难接触到华人社区。
唯一吃过的一次餐馆还是别人请客吃的一碗面，这和在上海可以随便叫出租车，聚会吃饭的娱乐享受生活相差甚远。
他承认差距，也接受差距。
但他强调自己需要的帮助不是救济，而是接受他作为一个身体健康并且可以吃苦耐劳的基本工人。
刘先生在面对面介绍自己的情况时，一点尴尬和想要遮掩的意思也没有。
在礼貌和平常的谈吐下，他是始终保持微笑的。
他说：“我想我始终是要回国了。
我想我的问题是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所以解决起来比较困难，也需要时间。
我想我现在面临的最紧迫的事情还不是社会福利，免费吃住所能解决的。
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心情好一点，还有被粉碎的自信心的重新建立。
”
移民上海更加艰苦
他是河南洛阳人，大学毕业在国营企业一干就是六年，五百元人民币的工资，始终没有涨过，在2001年到上海找工作前都只有很辛苦存起来的两千元。
一个外地人到上海重新创业，他说：“想起那时候也同样很穷，在上海炎热的夏天，我住在房租一百五十元的郊区华漕镇的农民房，不舍得买电风扇，甚至二十多块钱的凉席都没有买，在木板上面铺上报纸，报纸上铺上带来的床单。
每天半夜都要被热醒，然后就到院子里面往身上倒上几盆凉水，再回屋里趁着凉意睡觉。
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热醒。
吃的方面，份量大，价格比较低的龙丰方便面是我的主食，偶尔买个包子都是改善生活。
”
“现在多伦多的地下室和意大利面已经算是天堂生活。
可是我现在完全没有2001年去上海时的斗志，拼劲和状态，毕竟那时还年轻，现在那时候的激情已经荡然无存。
”
和女友分手
移民加拿大除了那张移民纸的小部分吸引力之外，大部分决定的原因是出于刘先生女友想到加拿大的原因。
由于政策上的原因，他无法在拿到移民纸登陆加拿大之前和女友结婚。
来加拿大以后，我的心情又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和女朋友分开之后，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
可以说当他们提出推迟原计划好的结婚时间之后，是我提出了分手，后来我的女朋友有请求我原谅她，等等，我觉得伤心就是觉得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不能和我站在一起，作为男人我不期望她来打labour工，挣钱来分担经济压力，因为我的身体还算好吧，就算打labour工我也能够供养家庭。
我是说在精神上面的背叛。
眼下刚来加拿大遇到困难的时候她退缩，那么以后如果我有病了呢，出意外了呢，是不是马上就分开呢？现在的人越来越现实，现实的连一点点风险都不愿意承担。
当时，就在我预计回国之前的几天我收到了第一次的面试通知，是一家在cambridge的公司，职位是mechanical technician.20圆/小时。
后来没有成功。
那天，她爸爸给我发了一份电子邮件，问我面试的情况，我回信说失败了。
我本来可以骗他们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
结果第二天，他们就说‘现在结婚时机还不成熟’。
我接到这通知的时候离起飞回中国和她团聚还有几个小时。
当时我真得快疯了。
当我出门去退票的一霎那，我下了决心，我要和她分手。
我是个负责的人，我对我的决定没有后悔，至少到现在还没有。
我要找的人要能和我相濡以沫，我觉得这个成语对于新移民来说的是最恰当的了。
但我知道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太少了。
我不是个自私的人，接到签证到下定决心要来加拿大，我也了解了很多这边的情形，我的朋友是劝我别过来的。
我是为了她，毅然把好好的工作辞掉，我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可是她就不能也承担一点点么？”
“我真的很羡慕两个人在这里共同拼搏，至少可以一个人打工，另外一个人学习，艰难时间总会过去的。
一个人在这里想读书，一不打工就陷入经济压力中。
女朋友迫于家长压力最终在我最需要她和我站在一起的时候，给我当头一棒。
我永远也忘不了2004年5月28号晚上，在预定的要飞回国和她团聚的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我从NORTH YORK连夜换几次TTC到飞机场退票。
坐在TTC的座位上，自己毕业九年来的路在头脑中飞快的回放。
学历方面，很多同学都已经拿到硕士博士学位；事业方面，自己正在加拿大失业；经济基础方面，自己是一文不名，多年的积蓄已经花费殆尽。
同学们很多都买车买房了。
家庭方面，自己还是光棍一个，同学的小孩都快上学了。
”
刘先生说到最不想说又必须要提到的情感问题的时候还是微笑做答，态度显得比较平和。
现在事实都清楚的摆在眼前，他是个不怎么喜欢这个移民国家，并且是后悔选择移民的很多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但是他是痛哭并微笑着的一个积极进步者。
在加拿大政府纸上谈兵的移民安置计划的泡沫中，在三级政府各大小政治人物的虚假承诺中，在短期仍然看不到曙光的北美就业颓势下，在媒体宣扬新移民自杀声讨社会时，刘志海强调的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很多方面需要去分析，不只是加拿大的问题，也不只是新移民的问题，我不会自杀，也不会上网声讨政府，但可能的话会回去–在加拿大取得更高的成就之后。
我需要重新捡起三年前自己闯荡上海时所具备的那个毅力，一定要提高自己，无论是哪方面的提高。
对在超市搬菜的工作我一点也不惭愧，然后想着一定要考出托福，要上研究生，还是高兴的。
这是个念向，一个目标。
人没有目标就是行尸走肉了，不管是我这样的穷人还是那么多不穷的人。
一个普通人的观点
他补充说：“所以，谈到乐观的问题，对目前并不乐观，但是我认为乐观或是悲观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外界事物在人脑中反映。
但是我不是个容易服输的人，我会为我的未来重新作打算，想办法让自己未来能够好一点。
并且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吃苦。
”
“说到价值观的问题，移民多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在国内上学，工作过几年的人。
说到重新定位，转变思想，甘心长期做labour工。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价值观没有这么快就改变的。
我的这一论点可以用以下的这个问题来证明。
就是如果不是有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把移民分类中的skilled worker移民翻译成技术移民，而是熟练工人移民，你觉得会有那么多人申请么？”
“现实情况下，绝大多数的移民打labour工，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也作过。
但是，如果说心态转变成我来加拿大就是打labour工的，所以我开心，这是自欺欺人。
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件再来之前没有期望会做，或者说没有期望会做那么久的事情。
当最终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人就不开心了。
”
“对一个高考失败的学生说，没关系，调整心态，重新定位，条条大路通罗马，等等，都是很苍白无力的安慰。
因为这件事不是他的期望。
此时的悲观是必然的，正常的。
但是有人选择了就此放弃，去摆个摊做生意（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以后可能成为大款也不一定），可能有人选择复读再考（我就是），也有人自杀，还有人去读技校，以后毕业做工人。
不管是哪一种选择，如果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选择，没有受外界强迫的选择，那将都是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
“可能你会说，那个选择自杀的人也是正确的选择么？我说是的。
因为，第一，从他自身角度来看，此时不自杀，可能明年复习了一年还没考上，他还得自杀，明年考上大学了，他可能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还得自杀，毕业后找到工作了，可能找不到对象，还得自杀。
第二，从人类进化上看，这种人的自杀有利于整个人类的进步。
因为他的基因转下去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
刘先生的移民路无疑是个不平衡的选择，一边是在上海高级技术人才和家庭事业的双丰收，一边是独自一人在多伦多挣扎在经济困境的边缘继续搬菜。
但是，他总是保持微笑的言谈举止中传递的信息是“明天还是要继续”。
他普通平凡的外表里却存在很多理性和新颖的观点和思考方法。
他说：“我没有时间抱怨移民公司和加拿大政府，或者是周围的人和事。
还要打工，看书，考虑自己下一刻的路怎么走。
我不觉得这个地方美，夏天也就是这样了。
但既然我需要完成自己的目标，这个地方美不美，我也不在乎。
看四，五十年前那么多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和我移民有什么区别，他们就还要艰苦和没有选择。
上一辈都平安无事的活下来了，我移民这里还能苦得死过去吗？而且我的移民加拿大的生活已经是跌到谷低的失败，还能有什么是更失败，更能打击我的？既然这之前的日子都可以熬过来，那么现在还怕什么。
活着首先就是好的，活着，然后什么都会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