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年刮起回流风的加拿大华人移民来说，有人视移民为无怨无悔的选择，也有人发誓下辈子不再轻举妄动。
踏上回流大潮的移民，各有各的理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有人形容，移民是个人行为，就像各人的鞋穿在各人的脚上一样，舒不舒服只有自己走起路来才感觉得到。
以下是几个华人移民回流中国大陆及香港的故事，他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恰恰说明加拿大不是天堂，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国家是天堂，美好生活要靠自己双手来创造。
出国是一个美好的“梦”，一旦梦醒就要面对现实。
一个真实的加拿大
2004年3月，李大伟还未等到加拿大公民护照到手，迫不及待“拔腿就跑”，因为他有一个回流机会，一间加拿大外资企业设在北京的分公司，聘请他负责开发中国大陆市场。
李大伟说早就等待回流这一天的到来。
1998年底，他通过一家设在北京的移民公司办技术移民，先后两次共交了五千美元的费用。
1999年登陆加拿大温哥华。
李大伟说，中华民族本来是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一向视背井离乡为畏途。
但时代不同了，“父母在，不远游”已经过时。
现在的华人移民遍布全世界，五洲四海到处闯荡。
他原来在一间外资企业工作，待遇不错，但当时周围的朋友都在移民加拿大，他也就卷入这股潮流中。
充满对新生活的憧憬，踏上异国的土地，他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自然环境非常美丽，天湛蓝、草碧绿、水清澈、山巍峨，到处花团锦簇、莺歌燕舞，幽美环境令人心旷神怡。
过了不久，他找工作到处碰壁，才体会到“一个真实的加拿大”。
没有朋友，百物腾贵，文化冲突，种族歧视，生意难做，打工辛苦，前路茫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他恨不得马上打退堂鼓，又怕父母家人责怪，同事朋友笑话，“无颜见江东父老”。
他说，开始办移民的时候，中介公司都会说加拿大社会福利好、“最适合人类居住”及工资高等等，但从不提新移民实际面临的种种问题，即使偶有提及也采取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的态度。
到了加拿大，李大伟慢慢了解到，加拿大的社会福利虽然不错，但受益的主要是老人和小孩，中青年人的负担最重，主要是缴税重。
加拿大绝大部分地区冬天寒冷，温哥华地区虽然好些，但到了冬天雨水不断，令他这个中国北方人极不习惯。
他得出的结论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绝不等于“最适合人类工作与发展”。
在办移民时，李大伟听得最多的是加拿大工资收入高，但中介公司谈到的收入都是税前，却避谈加拿大的税收制度。
后来他才知道加拿大税收重，工资越高税也就越重，如果年薪10万加币(税前)，税后的实际收入才5万多一点，高达近45%的税。
加拿大工资比美国低，个人所得税又比美国重，消费水平比中国大陆高。
他原来在外资企业月入六、七千元人民币，用来跟加拿大的二千多元加币一比，他挺后悔移民加拿大。
他认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来加拿大最好的选择就是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抵掉一半时间的“移民监”，而且以移民身分读书学费较低廉，比留学生要省至少一万加币，与加拿大公民的待遇相同。
硕士毕业后可以在加拿大工作一段时间，拿到公民身分后就挥洒自如。
而且大陆比较认同北美学历，而中国大陆的文凭出了国门就不吃香。
回流生活适得其所林文庸、李玉贤夫妇原为北京医院医师，后来移民香港。
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夕，1996年6月再移民温哥华。
当年他们在温哥华，逢年过节，共有16个相熟的香港移民家庭聚会庆祝，热闹非凡。
但八、九年不到，先后已有15个家庭回流香港，现在就只剩下林文庸夫妇及儿子留守温哥华，当年欢乐光景不再，林文庸觉得现在加国越来越冷清寂寞，一点“年味”都闻不到了，也兴起“不如归去”的念头。
林文庸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林松喜欢加拿大生活，他与太太早就回流了。
学西医出身的他，当年在大陆时曾下放农村，有感农民缺医少药，遂学会中医针炙，移民香港后正好大派用场。
由于医术精湛，病人口碑相传，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移民温哥华后，虽然仍有不少病人上门，但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他指出，他的很多朋友回流香港的原因，是因加拿大抽税太重，而且还修订法例要申报海外资产。
加上在加拿大随便找一份□口的工作很容易，但要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很难。
此外，加拿大华人消费能力不高，做生意很难有起色。
他与家人曾开过两年杂货店，最后以亏本告终。
他经常光顾的一家港式酒楼，已前后五度易主，可见在加国“□食艰难”此言不虚。
近年亚洲风生水起，与他同时期移民的朋友们因子女都已大学毕业，纷纷踏上返港之路。
林文庸打算待儿子结婚后，将与太太回到邻近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定居。
移民加国是否适应，主要因人而异。
林文庸的一双儿女林松、林泉，个性截然不同，一个充分享受安稳的移民生活，一个则无法忍受移民生活的枯燥沉闷。
哥哥林松个性善良单纯，是个“没有野心”、很容易满足的年轻人，他不喜欢竞争，非常享受在加拿大的生活。
他在一家国际快递公司一做多年，与上司及同事相处融洽，根本无意回流香港。
妹妹林泉与哥哥性格相反，喜欢挑战，事业心强。
她在美国旧金山大学毕业后，随父母家人移民加拿大，曾在温哥华一所电脑学院任职会计，工作表现颇受老板器重。
但她觉得生活死水一潭，工余假日根本无处可去，生活单调乏味。
而且她不能忍受加拿大的慢节奏和低效率，别人一个星期才能做完的工作，她两天就已完成。
林泉说，加拿大只适合小孩子和老年人居住，年轻人生活在那样的氛围中，会觉得没有朝气、活力和冲劲。
她怀念香港多彩多姿、热闹缤纷的生活，在获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于c1999年回港发展，很顺利就觅得理想工作。
目前她在香港会展中心一间展览公司任行政会计经理，主管财务及人事。
她说最近很多前来应征面谈的年轻人，不少是加拿大的回流人才，回流的原因及想法跟她非常接近。
她说，在香港长大的人，到了外国并不能发挥中文优势，但在加拿大生活过的人，回到香港英语变成优势，一般很容易找到工作。
在加拿大即使薪水待遇不错，但扣除税款后所剩无几，“赚的钱多半给了加拿大政府”，在香港则可以享受自己大部分的劳动成果。
工作虽然比加拿大忙，但日子过得充实及满足。
林泉的丈夫黄颖强则是放弃了美国绿卡，自旧金山回流香港，目前在加拿大一间驻港保险公司任核保。
小俩口非常享受香港生活，暂时还没有重返加拿大的打算。
投资移民倾尽积蓄
香港女商人吴丽娜1996年通过香港中介公司，以投资移民身分申请移民加拿大。
当时言明“投资”25万加币，五年后移民投资公司偿还本金。
据了解当时该公司先后为77名港人办理投资移民，共获取近2000万加币资金。
吴丽娜为了移民付出极大代价。
她是个单亲妈妈，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孤注一掷全部给了移民公司，原本寄望五年后可以将老本要回来，没想到移民公司言而无信，直至现在已将近九年，仍诸多藉口拖欠不还，幸亏每月还有800元加币的利息可拿。
吴丽娜等人用的是阿根廷的移民名额。
在移民公司安排下，共有50个香港家庭成员同乘一班飞机。
一行人拉家带口浩浩荡荡，经美国洛杉矶转机“前进阿根廷”，那班机几乎成了她们的“移民专机”。
经过长达29小时的飞行航程，抵达阿根廷与加拿大驻阿移民官面谈。
吴丽娜相信移民公司事前已在阿根廷“上下打点”，1997年，50个家庭都顺利获得移民加拿大的签证。
由于放不下在深圳的生意，吴丽娜拖延至1998年最后入境期限，才与12岁的儿子赴多伦多报到。
吴丽娜眼看移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投资”的钱又不能马上要回来，一个单身女人拉扯着未成年的儿子，大陆还有高堂父母需要照顾，上有老下有小，经济压力异常沉重。
人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没有亲人朋友可以依靠，心里直发慌。
移民之初，她做过多方面的尝试，也试过做点小生意，但都没有成功。
眼看前途茫茫，“在那里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且手上已没有积蓄，连“坐吃山空”都是奢谈。
她左思右想，只有回港之途。
她在深圳还有投资，回去还来得及重起炉灶。
她硬着心肠留下年仅12岁的儿子刘希旅独自在加拿大求学。
现在回想当初的冒险决定，她犹有余悸地说，当初自己的胆子也真是大，移民前她对加拿大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连熟朋友都没有一个。
唯一的朋友还是因“阿根廷之旅”才认识，这也是她后来初抵加国唯一的投奔。
她当初把儿子独自留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事非得已，但她并不知此举违反加国法律，后来险些惹出麻烦。
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幸亏小希旅独立乖巧听话，单独留在多伦多期间，没有闯什么祸，这些年也就有惊无险的过来了。
也多亏遇到一位自香港移民多伦多的好心人，见义勇为施以援手，经常关心过问希旅的生活起居情况，还经常邀请希旅到她家吃饭，给寂寞少年许多温暖。
这些年来，吴丽娜频繁往来于多伦多与香港、深圳之间。
人在香港，心系多伦多的儿子；但一旦到了多伦多，又不放心深圳的生意。
经常处在分身乏术的两难境地。
早熟的儿子非常体谅母亲的难处，为了减轻妈妈的经济负担，16岁就主动打工赚取家用，而且不因母亲常年不在身边而感情疏离，两人相处就像朋友，这点令吴丽娜万分感恩。
理想与现实差距大
现居温哥华的自由撰稿人许行，原为香港知名政论家。
他分析大陆移民加拿大人数大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就业困难。
不过，他没想到移民人数会大幅减少到10%以下。
许行曾协助一对原在浙江外贸部门工作的夫妇移民加拿大，他们离开外贸单位后自己开公司做生意，年收入三、四十万美元。
由于有感大陆政策经常变化，缺乏安全感，夫妇俩决定移民加拿大。
但抵加后，发现理想与现实有很大差距，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最后决定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枫叶卡”，重回故乡发展。
许行认识的另一位朋友，在大陆从事电力机械专业，生活环境相当不错，抵加后长时间处在失业状态，平时只能为别人割草维生。
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不得不暂时委屈自己。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两年前自温哥华回流中国广州的陈莉，1992年大学商科毕业后，分配在广州一家金融机构工作，负责审批商业贷款。
陈莉说，当时能在金融机关工作，而且是一个十分“吃香”的职位，工作舒服，薪水待遇好，还经常有人欲巴结讨好她拉关系。
这对于一个年轻女孩来说，令人羡慕，而她的工作能力和表现，备受上司肯定，经常委以重任。
这样她一做就是七年，但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复杂的人事关系及按部就班的晋升制度，对于有事业心的陈莉来说，“已经越来越感到枯燥乏味及难以接受，总幻想能够有更广阔的天地和更丰富的生活去经历。
移民加拿大便是在那时的环境下做出的义无反顾的抉择”。
移民的决定，对当时的陈莉来说，就像一剂兴奋剂，感觉到的只是移民后的美好前途及舒适生活的享受，就像一句著名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对于移民的真正含义和需要面对的困难，完全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致她才踏足加拿大，还未领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就已充分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时所有移民加拿大的讲座，向陈莉等人讲述的只是加拿大完美的福利待遇、幽美的环境和安居乐业的蓝图，无论她本人，还是她的父母亲友，当时的感觉非常好，都相信“加拿大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的宣传。
唯一反对陈莉移民的是她的前夫，“他是一名心脏科医生，我的移民选择，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的职业，在中国的环境下，算是生活得很不错了，而且移民官在面谈时，也跟他说明，他的专业在加拿大是找不到合适工作的。
为此，我们为移民的事情一直争论不休，再加上其他一些分歧，1999年，当我踏上加拿大领土半年后，我们分手了。
”
陈莉移民加拿大时已经怀孕四个月，父母为了更好的照顾她，安排她住在朋友家。
他们对我的帮助，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虽然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生活中难免有些磨擦及不快，但我认为，如果有人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那是一辈子都应该记得的”。
由此她体会到新移民初抵异地，亟需别人帮助，她说以后也会帮助比她迟来的新移民。
但她面对新生活的兴奋，很快在现实生活中消失殆尽。
她说：“刚到加拿大，感觉不是很强烈，也没有想像中那么好，同我在国内的设想有很大差异。
周围的风景虽然很漂亮，但生活太平淡，每天按部就班，就像我在国内的工作一样，甚至觉得更乏味。
我觉得如果是一家人在加拿大生活，会很幸福，但如果单枪匹马在加拿大打拚，就会觉得很辛苦。
因为独在异乡为异客，人与人之间不会有太多的交流，每个人都为生活奔波，无论工作及生活的压力，都比国内更大，而且不一定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
”
陈莉当时觉得自己在人生战场上如同换了一个角色，在广州虽然工作乏味，但毕竟受上司赏识和同事呵护，有精神寄托及稳定收入。
但到加拿大后，才发现在这里找一份好工作不容易，极度缺乏安全感。
她曾经去应征餐馆侍应，但都以她没有经验而拒绝，令她的自尊、自信大受损害。
“那时的感觉就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没有用的人，产生很深的挫折感，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情绪很敏感，别人稍微说些不入耳的话，都认为别人在讽刺自己，总之感觉非常不好。
为此我哭了很多次，非常痛苦。
”
后来她调整情绪，认定入籍后回大陆发展。
考虑到回去需要重新找工作，应该拿到比出国前更好的学历，回去才有市场。
她决定继续攻读学位，为了全力以赴，在女儿1岁半时，将女儿送回大陆，独自在加拿大奋斗。
她说，女儿是她的骨肉至爱，将女儿送回去对她来说是十分痛苦和无奈的选择，“但加拿大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不像在国内，周围都有亲戚和朋友可以帮你，在加拿大要完全靠自己。
既然选择了改变，就要适应环境而生存，一定要将心态调整过来，重新开始。
”
陈莉2001年获美国纽约理工大学设在温哥华的分校录取，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为了节省父母的费用，她坚持一边打工，一边工作，个中辛苦不足为外人道，有时想念女儿，常常偷偷哭。
特别是有一份工作是要在早上5时起床，一直工作到下午2时，晚上6时又要去上课，时间非常紧张，长期睡眠不足”。
期间许许多多的困难，她都挺过来了，2003年5月顺利拿到学位。
她说重返校园最大的收获，是找回了自尊及明确了今后的人生目标。
拿到学位后，她归心如箭，一来惦念留在广州的女儿，二来希望回大陆有更好的发展。
回流后很顺利先后找到两份工作，第一份是一家外资企业的财务总监，后来再获一家美国投资银行中国分公司聘为财务顾问，工作胜任愉快，收入折算加币不但比加拿大多，而且不用付重税。
陈莉说，加拿大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职业无贵贱之分，人最难过的是自己这一关，不管你在餐馆打工还是专业人士，社会不会给你压力，关键是自己如何对待。
她强调移民加拿大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下一代。
以前在国内做得好不好都一个样，缺乏动力和自觉性。
在加拿大做任何工作都有压力，老板要求也高。
回流后，她将“加拿大精神”带回大陆，自己推动自己，自己给自己压力。
中国人素有坚韧的美德，大部分人在国外经历一段时间的艰辛考验后，都能浴火重生。
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陈莉没有后悔当初移民加拿大的决定。
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属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