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转型正义
国家扩张的终结，除了周边国家的抗衡以及“世界帝国”的阻力，还可能由于国民的自省，从本质上去除“扩张的基因”。以一战、二战、六七十年代解殖民化和左翼运动三个关键分水岭，很多以前的扩张型帝国纷纷去除了“扩张的基因”。我把它称为广义的“转型正义”，即国家不管出于被迫也好，出于自愿也好，出现一种对战争罪行以及历史上的“坏事”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潮流，从而在整体社会层面，在思想上革新，认识了是与非的底线。
二战的发动者，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就经历过这种转型正义。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否定了“战争权”，在战后将近八十年里是世界最和平的国家。德国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在波兰“惊天一跪”，对二战罪行深深忏悔，成为全球反思战争罪行的榜样。德国和世仇法国携手并肩，以两国为核心建立欧盟。
二战中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危机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开始了主动的解殖过程，更放弃了扩张的欲望。
战胜国美国在一战中最早提倡民族自决（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声明），在二战中自我承诺不谋求土地扩张和倡导成立联合国（罗斯福），在左翼运动中废除种族歧视政策，推动种族平权，此后更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向历史上的受害者以国家的名义道歉。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从殖民地成长起来的国家，也纷纷与美国步伐一致。
在西方国家的带动下，韩国等亚洲国家、东欧等国家在冷战后也纷纷进行转型正义，反思自己的历史罪行。
然而，苏联由于其战胜国的身分，以及在二战后成为和美国对抗的第二大国的地位，根本无人能迫使它反思。于是苏联一直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从未反思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没有为战争罪行道歉。
苏联在二战中是无辜的吗？当然不是，在二战初期，苏联是纳粹德国的同盟，出兵侵略（和吞并）了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侵略了芬兰，建立所谓东方战线。如果不是德国后来进攻苏联，“哥儿俩”自相残杀，苏联也是盟国要作战的对象。在二战后的安排中，苏联还是唯一继续进行领土扩张的大国，从东欧到远东，苏联都有土地进帐。在战争中，苏联犯下无数的战争罪行，在战争初期侵略其他国家时，已犯下大量罪行，包括大屠杀、强奸、虐待、抢掠、流放、甚至种族清洗等。在战争后期攻入德国，对著“敌人”德国人，其罪行更是令人发指。根据估计，红军士兵在二战末期强奸了超过两百万德国妇女，其中20万人之后死于伤口、自杀、或是直接被谋杀。在其他东欧国家和中国东北，类似罪行也多不胜数。在战后，因应国界变迁，苏联更主导发起大规模的民族强制迁移（比如把德国人从现在变成苏联的土地上赶出去），更引发无数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苏联时期，苏联固然同样没有和美国等战胜国一样“自行反思”；在苏联解体初期，尽管俄国有过一些有识之士对转型正义的反思，但在整个国家层面同样缺乏反思。于是，从苏联到俄国，对二战的叙事，依然是“永远正确的”，即苏联付出了全球最大的牺牲，战胜了纳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每年5月9日，苏联和俄国都进行盛大的阅兵，纪念苏联的丰功伟绩。
在这样一面倒的叙事下，俄国成为少数从未对二战进行转型正义式反思的国家，它至今认为在二战中是完全正义的。光从俄国对“纳粹”的理解，独立特行地等用于“与苏联做对的人”，其与国际观念脱节之大就可见一斑了（俄国论述中的“俄国要把乌克兰去纳粹化中”就是这种心态）。缺乏对战争的反思，导致了俄国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二战年代，最接受对弱肉强食的一套逻辑。俄国时代，更加上了对帝国“不战而败”地解体的怨恨。俄国没有想过，所谓“失去”的“自己的土地”也是靠侵略得来的。就这样，俄国把侵略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同时在乌克兰战争中更容易犯下战争罪行。
因此，二战结束了，但从实现“转型正义”角度看，二战并未结束；在四十多年后的冷战胜利了，同样也没有把二战后应该完成的事完成了。乌克兰战争可以说是这种使命未完成的恶果，也可以说是最后完成使命的契机。
民主自由与独裁的文明冲突
一个国家是否推行“转型正义”，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国家主体价值观问题。一个国家主张何种价值观，则和是否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高度挂钩。不难看到，所有成功实行了转型正义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专制独裁国家没有一个推行过转型正义。
在一战、二战和冷战中，民主和专制的对抗至少成为战争主题的一部分，而且比重还不断加大。一战中，民主的美国英国法国是战胜国的主力，专制的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是战败国的主力。但协约国中还有俄国日本等专制国家。到了二战，民主vs专制的成分进一步提高，在主要参战国家中只有苏联“意外地”成为盟国，战败国的德国、日本、义大利全是专制国家。到了冷战，民主自由与专制之战就成为压倒性的主题。无疑，美国支持过肯加入对抗苏联的独裁政府；苏联也支持反美反殖的“左翼民主政府”，但两个集团的核心对抗者，无疑就是民主自由国家对抗打著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独裁国家。
冷战后不久，山缪·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和他的学生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分别提出了两种相对的理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提出“历史终结论”，主张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制度胜利了，而且可能是人类社会国家政府制度演化的最终形式或终点。福山的理论也把“民主和平论”包含在内（democratic peace theory），即民主国家之间能避免战争。于是福山乐观地认为，冲突会越来越少。
亨廷顿则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化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喜爱同类憎恶异类是人的天性，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但不会消灭，还长期主导世界政治，“地球越小，冲突越严重”。他进而按照“西方vs其他”的比较展开讨论，认为在“其他文明”中，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对手，俄国、日本、印度文明是“摇摆对象”，“其他文明”之间也互相冲突。
两种理论虽然不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但在三个关键的问题上，即人类政治发展是否线性向前进步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是否真的完全胜利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否就会避免？却是完全相反的。
历史随后的发展肯定了亨廷顿的正确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很多人口里成为笑柄。然而，是政治制度导致冲突，还是文明导致冲突，历史还未给出肯定的答案。尽管文明会影响政治制度的实现，但并非不同的文明就必然会选取不同的政治制度，亨廷顿列举的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都选取了民主自由制度；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都没有民主自由。
在苏联解体之初，西方对俄国成为民主国家有高度的期盼，这既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输出的既定政策，也因为当时“民主和平论”成为主流理论。俄国也确实有过短暂的民主。然而，俄国现在的民主徒具形式，实质上却在普京治下变成专制国家。俄国这种“重返专制”（以线性理论的观点属于走回头路）的路径，明显伴随著俄国和西方关系的恶化。最显而易见的分水岭是2008年，普京以一种“太上皇”的手法，把总理推上前台做总统，自己摇身一变为总理幕后操纵，以绕过宪法的连任限制，实质性地延续自己的统治。此事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意识到虽然俄国名义上还是个民主国家，实际上已和专制无疑。对俄国的态度也从始改变（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到了普京再度上台，先是修宪延长总统任期，再是更彻底修宪，可以“重置”自己的总统任期，关系恶化更大退步。
作为一个对比的例子，中国近年来与美国关系恶化，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源于2018年中国的修宪，让美国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信心完全扑灭了。（作者：黎蜗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