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好像从来没有因为民生问题这么愤怒过,因为喝奶粉不仅喝死了一些无辜的婴孩,而且几乎所有喝过牛奶的成人和孩子都曾被不法之徒下过毒,即使喝伊梨、蒙牛这样响当当的名牌也不能幸免。如此可怕的人祸,中国政府刚开始竟然想找几个生产和销售牛奶的替罪羊草草收场。
老百姓这回是真的不干了,人们没有其他渠道维权自保,只能把不满带到网络上传播,于是网络成了民众口诛笔伐的战场。其中最猛烈的炮火集中发射到涉嫌非法为食品企业设立免检制度、事件爆发后却担任组长追究他人责任的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身上,最终使李长江下台。
免检制度的利益交换
然而,这并没有结束。毕竟,中国人这回被惊恐不已,多年来的担心开始集中爆发,岂止是牛奶制品,面粉、肉类、鸡蛋、饮料等等早就风传含毒。这恰恰印证了鲁迅的那句名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无疑,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政府遭遇了一次由“三聚氰胺”引燃的民怨大爆发。
在此不妨摘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近期在网上发表的檄文。文章表示,阅遍中国产品质量法,都没有看到所谓的质量免检制度。凡纳入国家检验的产品,都涉及到人身和财产安全,都有检验的必要。国家质量部门没有权力规定免检。概括性地将某个企业的产品确认为免检产品,从本质上违背了产品质量法。
何兵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产品质量免检,就是变相地向社会推荐产品,是利用政府权力参与市场的行为。试想一下,两种产品同时在架销售,其一打着免检的牌子,其二没有,你会买哪种?一定是质量免检产品。因为你相信政府的信用。至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给产品贴上质量免检标志,实质是利用政府信用在为企业产品做广告和担保。其最终损害的,是人民的利益和政府的信用。
面对这场政府监管与诚信缺失而导致的危机,中央政府正接受着极其艰难的考验,政府能否顺利过关,给百姓一个满意的交待,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百姓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持之以恒的操作惯例:先隐瞒,隐瞒不了就欺骗,欺骗不了就承认一部分,承认一部分还不行就撤几个官(过一阵还会在别处受到抚慰任用),最后就是政府“把坏事变好事”,成了治理功劳。
前两日,总理温家宝探视结石患儿时,在谴责问题企业没良心后,强调要把坏事变好事,他说:“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就必须如实地把情况都要向老百姓公开。”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人们依然置疑政府公布的结石患儿的数字,更置疑政府有无决心检查并公布人们担心的众多食品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温家宝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期间也表示保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但没有人就此安心,因为人们看到阜阳奶粉没过多久就有三鹿奶粉,假药害人抓了又抓仍然接连不断,大家都清楚政府在说与做之间的距离,谁还会相信政府?
能否挽回政府信用?
虽然“以人为本”是治国方针,但无数事实证明了人命被草菅,这怎能不引起国民的强烈愤慨。当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9月11日冒着巨大风险和心里挣扎把三鹿集团的名字见诸报端的时候,政府在掌握情况下都没有作为。在此种状态下,政府再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加强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有人在网上呼吁:“改变坏的体制,不要寄希望于执政施政的一方,而是需要来自底层的、持久而坚韧的抗争。我们就是体制。”
如果政府再不洗心革面,一场呼之欲出的公民运动将熊熊燃起。
我们听到了太多可怕的信息:生产奶制品的不喝成品奶,加工面粉的不在外吃面食,养殖鱼虾的不吃卖出物……食品行业俨然形成了“我害人人,人人害我”,政府不是不知道,只是没有下力气去管。政府必须痛定思痛,具有壮士断臂之勇。可以想象,当大量涉及质量和安全的产品被揭露后,肯定有多行业的企业股票大跌,全国GDP增长也会受到影响,从国外召回大批产品将损及中国形象等等。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再隐瞒包庇,短痛胜过长痛,毒瘤不能再拖。
食品安全问题的爆发非一日之寒,不能全怪罪这届政府,但这届政府如果真想成为负责任的的政府,就必须毕其功于一役,置于死地而后生。惟如此,才能挽回政府的信用。
政府在行使强硬治理措施时,还需同时启动道德重建和媒体监督的工程。以法律重罚和人性教化让生产者保住道德底线;放手让媒体发挥其监督功能,勿再以社会稳定为借口限制媒体的揭弊。如果“三鹿事件”早允许媒体介入,断不会造成对那么多婴幼儿的伤害。政府要明智地看到,传统媒体官方可以限制,但互联网却无法限制。我们看到,许多死硬的坚冰是在网络的群力下得到融解,中国正是在这种力量下一点点进步。
政府与其常常处于被动挨骂的境地,不得不在网络舆论的重压下做出让步和调整,不如主动开放渠道让人们参与、监督、重建。政府已经被推到不得不进行一场深刻改革的路上。所以,当下的政府信用危机大爆发,也许就是政治改革的启动仪式。所以,当下的政府信用危机大爆发,也许就是政治改革的启动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