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邓丽君生前一直想来大陆看看，并举办个人巡回演唱会，但由于种种原因，她的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
本文作者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奉命与邓秘密交往了3年。
）
开始与邓丽君的秘密接触
让我们回到1986年。
这年春天，新华社香港分社文体部的彭燕燕女士，在一位友人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邓丽君。
邓丽君对这位新认识的朋友非常热情，临别时表示，她很想与新华建立经常性的联系，只是希望对外界保密。
自从中英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来，香港新华分社与社会各界的接触日益广泛。
有一部分人士，由于种种原因，与新华分社的联系采取了秘密方式。
其中包括一些港英政府的官员，一些着名的所谓“亲英”人士，一些台湾驻港机构的工作人员。
由于邓丽君的特殊身份，她要求与新华分社的联系对外界保密，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分社领导层经研究后，确定由我负责，与文体部部长韩力和彭燕燕三人，保 持与邓丽君的接触。
当时我是中共港澳工委常委、新华分社的副秘书长，文体部的工作在我分管范围之内。
不过日常文体部与外界的联系，一般我不参与。
这次确定 由我负责，也是表示郑重之意。
我与邓丽君第一次见面，是在跑马地的亚洲饭店。
这是新华社参股的一个饭店，有两层楼房专供一些特殊客人使用。
当晚七时，邓丽君如约到达。
她明眸皓齿， 光艳照人，比照片上看到的要漂亮得多。
她不施脂粉，衣着随意。
同她一起来的，是位剪着男型短发的麦小姐，据介绍是搞电影的，曾拍过一部以孪生姊妹为内容的 片子。
过了一个星期，邓丽君设宴回请，地点在利园大道上的麒麟阁酒楼。
这家酒楼食客不多，环境幽静。
这次邓丽君与麦小姐是直接从某处健身房来的，她神清气爽，红晕生辉，英姿勃发，显出一股青春活力。
从此，我们便成了朋友。
每隔一段时间，她都要约请饮茶。
只是后来麦小姐不大出场，可能她对这样的小聚不感兴趣，也可能是邓丽君不太愿意让她更多地知道我们的谈话内容。
在与邓丽君交往时，我发现她从不讳言自己清贫的家世。
她说她父亲是个老兵，刚到台湾时生活相当困难。
她小时候割过草、种过菜，穿着有补丁的衣服，放学回来，还要在妈妈开的小饭馆里帮工。
她也不讳言对大陆的向往。
她喜欢看香港出版的《中国旅游》，还购买了一套大型画册《锦绣中华》。
她说：“祖国太大了，名川大川太多了，单看看那些照片，就令人陶醉。
”
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邀请她到内地演出，便成为我们话题中的内容了。
不料，她对到内地演出，显得非常兴奋。
她和彭燕燕单独商量制定了一个“演出计划”。
她明确表示，不愿意只出席一次晚会，唱几支歌，而是要举行个人演唱 会。
彭燕燕给她规划的路线是：第一站北京，第二站上海，第三站西安，第四站广州。
彭燕燕说：“这样，东西南北都照顾到了。
”邓丽君听了很高兴，表示需要做 许多准备工作。
所谓准备工作，还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
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
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
而这些，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
邓丽君表示，这一切由她来筹划。
但据我们观察，她在香港其实很孤独，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没有自己的公司，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
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事先也无法保密，可能又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所以她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
最后，这个“演出计划”也就拖了下来，未能实现。
邓丽君的演出计划拖延下来。
我们便问她愿不愿意到内地作一次旅游？她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我们建议她用个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然后由彭燕燕 全程陪同。
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又和彭燕燕商量“旅游计划”了。
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
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 风光。
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
想在苏州安个家
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新华分社决定由副社长乔宗淮出面，正式宴请她一次，地点在赤柱的宾馆。
这里原是佳宁集团老板陈青松的住宅，佳宁破产后，新华社便买下来作为宾馆。
金庸后来说他也来看过，要是新华社不买的话，他可能会买下来。
隔了几天，邓丽君约我们吃饭，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
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
根据邓丽君的要求，我们通过朋友，给她在深水湾找到一套房子，这就是现在的赤柱佳美道十八号，她表示很满意。
在买下了赤柱的房子后，她约我们吃饭，谈着谈着，她忽然说：“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
你们能不能帮我？”
这更是出人意外！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
”当她听彭燕燕说我曾长期在江苏工作后，便要我帮忙。
我当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我，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这倒使我为难了。
其时我正好要回江苏休假，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
该市机关事务管 理局的朱局长带我看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
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六万元。
我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
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我连忙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可能 还要办一些手续，现在急不起来。
1988年春，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四楼。
我让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邓丽君一口答应。
翌日，我们陪她到了裕华，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
邓丽君显得很开心，吃了不少。
离开 时，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一份糕点。
我把我的那一份转送给邓丽君，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
在走向电梯时，她忽然回过头，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 握手致谢。
我注意到这个细节，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
当天晚上，邓丽君打来电话，说她想请苏州客人吃饭，要我替她约定个时间。
我因为忙于其他工作，便请彭燕燕代为安排。
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是一家菜 价很贵的酒楼。
她对客人非常热情，并宣布说：“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将来我要住在那里，每天喝龙井茶，吃你们的糕点，该有多好！”
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
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 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
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
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有关邓丽君歌曲解禁的传说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与邓丽君的联系渐渐变少了。
但她的美好形象在我的脑海内久久不能消失。
我记得，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后期传入内地的。
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机，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
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传播很快，特别是像《阿里 山》一类的歌，不少人都会哼唱，上头发现后，即下令禁止传播。
当时说邓丽君的歌是“黄歌”，是“靡靡之音”；还讲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劳军”活动，是 的。
粉碎 “四人帮”以后，这条禁令仍未废止。
到了1984年，情况起了变化。
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
于是，邓丽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
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
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
一种 传说是：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曲？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
”另一传说是：在接见香港立法局议员邓莲 如时说：“香港有个邓莲如，台湾有个邓丽君，我们都是本家。
”这些传说无从证实，但肯定有附会的成分。
种种传说虽无从证实，但“解禁”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邓丽君与萧红
1993年，我看到一家报纸登有她的照片，吃了一惊。
仅仅相隔数年，她竟变得臃肿苍老，面目全非。
看了这张照片，我断定她不会出现在内地的舞台上了，因为她是个非常自尊的女子。
1995年5月28日，邓丽君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长眠于台湾金宝山墓园。
而六年后的今天，我忽然又想起了与她有关的一件往事。
距今六十二年前，有一个中国北方的才女，穿过抗日战争的硝烟烽火，辗转流寓香港。
她在香港住了三年，溘然长逝。
她就是女作家萧红。
她逝世后葬于浅水湾 坟场。
1988年冬，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大公报一位朋友带我去看萧红墓。
在回来的路上，我凑了一首小词，随手写在小纸片上。
这天晚上，邓丽君约我们吃饭，偶然谈及萧红。
她说：“我知道萧红，读过她的书。
”我问是不是《生死场》？她说是《回忆鲁迅先生》。
她称赞萧红的文章写 得好，并说：“我过去不了解鲁迅，看了萧红的文章后，才读鲁迅的作品。
”我蓦地一惊，接着产生了一种内疚，过去把她看得太浅了。
于是我把写的小词送给她， 她看后小心地折叠起来，放在手提包内。
时至今日，我忽然发现这首哀悼萧红的小词，其实也可用于哀悼邓丽君。
特抄录如下：
踏莎行（访萧红墓）
天涯流落，江湖笑傲，难得才情高格调。
长留清辉在人间，寂寞空冢凭谁吊。
海着碧衣，山披翠袄，凄凄此处埋芳草。
北魂南魄领风骚，文债情债均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