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搬家时，为了熟悉周围环境，常和夫人在附近走走。
有次看见了路边一幢红色砖房有块牌子，上书“Children’s Aid Society”。
虽然当时对此单位一无所知，但仅从字面上看，既然为孩子们提供帮助，当然是个不错的所在。
记得我当时还大发感慨，说人家加拿大人就是讲人权，就是有人情味，这个社会真个进步与完善，什么事儿都考虑如此周全。
后来刘女士的故事公开之后，尤其看了网友们的评论，于是增加了对CAS的了解。
当时的心情和多数人一样，虽然十分同情刘女士的遭遇，但也有些责怪她操之过急，也怪她和我们一样，对加国的制度法律了解太少，以致爱子心切而出了麻烦。
至于CAS，人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
可是今天媒体公开的有关CAS的审计事实还是让人大吃一惊：尽管只是对安省53个儿童援助协会中的4个分支机构进行了审计，但其发现却是触目惊心：
高层管理人士用公家名贵高档汽车上班下班，包括2辆SUV，各为5.3万元及5.9万元，好不威风惬意；该机构拥有或租用50辆汽车，其中半数一年的里程数不到1万公里；机构1名职员在使用公车的同时，为私人汽车每月报销600元免税津贴；
有职员更是豪气潇洒，花大把公费乘豪华邮轮到加勒比海及南美洲旅游，有职员的私人旅行公费报销，有资深职员到北京参加与职务或协会业务毫不相干的国际会议；
还有办公室用公费支付聘请私人健身教练的费用或享受价格昂贵的盛宴大餐……
也许这些花钱方式及行径与中国国内的贪污腐败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甚至都不值一提，而这毕竟是发生在号称社会发达且公正廉洁的加拿大，而安省的纳税人，包括我们自己，每年要为全省53个儿童援助协会支付15亿元。
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他们在做什么，又做了些什么？据《多伦多星报》的报道，社工探访需要帮助儿童的日期平均会延迟3个星期，而有些急需帮助的儿童则从来就无人探访。
安省保守党党魁庄德利(John Tory)指出，儿童援助协会的职责是保障儿童权益，但它们没有尽职尽责。
安省新民主党领袖汉普顿(Howard Hampton)表示，有些儿童因为迟迟无法获得援助而死亡，有关单位也曾经发现儿童援助协会在处理许多案例时失职。
虽然作为反对党领袖，极力批评自由党执政的安省政府难免带有政治意味，尤其是省选日益临近的时候，但他们的批评的确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
记得当时对刘女士的的一些说法将信将疑，有些甚至颇不以为然，看了上述报道，我们似乎应该重新考虑她的一些说法；而对加拿大社会制度的某些弊端，我们似乎也要重新认识与评价。
也许我们中国移民应该反思并检讨教育子女的方式，应该承认我们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支配，但透过CAS的一些作为，感觉这一套体系似乎也存在很大的漏洞和潜在的弊端。
过分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强调“人权”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矫枉过正”？
目前被公开的上述事实是CBC记者从安省审计总长那儿得到的尚未发表的报告的一部分，而且仅限于对多伦多、皮尔区、约克区，以及雷湾（Thunder Bay）4个办公室的审计。
难道这就是我们为之向往的阳光社会加拿大？这就是阳光事业Children’s Aid Society的所作所为？我们想知道的是：未必目前所揭示的仅仅是CAS问题的冰山之一角？我们要问的是：CAS究竟还有多少黑幕？我们能否放心让自己的孩子被CAS带走？以后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们还愿不愿、敢不敢向CAS寻求帮助？
（吴楚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