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0日，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发生45周年。
虽然这场战争历时仅一个多月，规模也不算太大，但近半个世纪来，它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亚洲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的国家关系。
另一方面，从这场战争结束的那天起，它就一直困扰着中外许多人，研究它的专著更如汗牛充栋。
包括当年参战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将这场战争视为现代中国进行的一场“最窝囊”的对外战争。
因为战胜的中国在印度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下单方面宣布停火。
中国不仅将缴获的大批武器装备连同众多俘虏主动交还给战败的印度，中国军队更主动后撤20公里，等于默认了印度提出的所谓“中印边境线”，将中方声称拥有全部主权的“藏南地区” 约九万平方公里领土（注1）拱手相让给战败的印度。
中国民间和外国评论普遍认为：世界战争史上找不到第二个战成如此不可思议结局的战争，世界上更找不到像中国这样慷慨大方的国家。
每一个自认是炎黄子孙者都无法理解和认同这个“集九州之铁都难以铸成的大错”。
有台湾人就曾去“藏南地区”旅游，他们非常惊讶和不解为何战胜的中国竟如此轻易地放弃那么一大块广淼、美丽和富饶的土地。
(博讯 boxun.com)
讨论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中国论者更通常会火药味十足，连带发泄对中共高层当年决策的诸多不满。
在本文中我想尽量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心平气和地对中印边界线的划分、战胜的中国为何主动撤军这两个世人最关心也争论、非议最多的论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借这篇抛砖引玉的文章引起读者广泛的讨论。
一. “麦克马洪线”在法理上根本不是中印的法定边界线
现时的中印边界线全长约2,000公里，印度一直坚持以所谓的“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作为勘定中印边界线的唯一基准。
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探险家当年为英属殖民地印度作地理测量时划出的一条分割印度和西藏的所谓“边界线”。
它西起不丹和西藏的交界处，然后沿分水岭和山脊线东行至云南的尖高山。
这条线将历史上一直由西藏当局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的约九万平方公里领土都划归印度。
当时的英属印度总督为麦克马洪，故这条测量线后来被通称为“麦克马洪线”。
1913年10月13日，西藏、英国（代表当时尚未独立的英属印度）和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注2）举行三方会谈，讨论西藏的地位。
西藏的立场是要求承认和保证其完全、完整的独立地位；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则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求拥有西藏的外交和国防权利，以及一定程度的（对西藏的）地方行政权利；英国则以将西藏划分为外藏和内藏的方案进行调和，并据此达成了一个三方协议。
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最终拒绝在该协议上签字，并拒绝承认英藏双方签订的任何条约和协议，即单方面将西藏的部分领土划归印度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此后的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
周晋认为，从法理上讲，来自万里迢迢的欧洲岛国英国的探险家，根本无权替亚洲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划定一条漫长的且由英国人的名字命名的边界线。
承认并接受这条所谓的“边界线”不仅是中国的奇耻大辱，更应该是前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奇耻大辱。
有必要指出的是：英国人是世界近代史上最老谋深算、最老奸巨滑的殖民主义者。
他们最驾轻就熟的殖民统治术就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尔后分而治之。
高高在上的英国统治者也根本不考虑殖民地人民与别国人民的死活和根本利益，四处不负责任地随意划分其它国家间的国境线/边境线。
英国殖民主义者拉出的这些滩滩“臭屎”给后世的许多国家凭空制造了无数的矛盾和无尽的灾难，无数的人至今还在继续为英国人当年的不齿行径流血、丧命。
令人遗憾的是，在处理英国人遗留下来的边界和领土问题上，印度一向采取双重标准，完全视乎是否有利于自己而定，毫无公理可言。
印巴分别独立以来的六十年中，在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上，不再承认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坚决不承认英国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蒙巴顿提出的“蒙巴顿方案”，即“克什米尔可以自由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宣布独立”；而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同样是不再承认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却始终坚持以英国殖民者划出的“边界线”为中印双方边界谈判的唯一基准。
印度蛮横无理的态度理所当然地无法服人，中国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双方兵戎相见是迟早的事。
再从国际法上讲，昔日英属印度的代表不是印度人，他更无权代表独立后的印度，所以独立后的印度不能再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单方面决定中印的边界。
如果印度仍坚持以“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谈判的唯一基准，其对应的先决条件是印度重新宣布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就像如今的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台湾首先必须更改其现有国号“中华民国”为“台湾国” 或“台湾共和国”，然后再提出申请一样。
二. 印度逐步建立了对“藏南地区”控制权
“藏南地区”被划入西藏自治区的错那、隆子、朗县、密林、墨脱、察隅六县的管辖范围内。
但近代以来，中国历届中央政府对“藏南地区”知之甚少，对那片土地的控制更是“鞭长莫及”。
历史上的印度对这片土地也长期不感兴趣。
只是到了现代，印度才开始关注并循序渐进地蚕食这片土地。
1954年，印度在这块土地上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
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首次把“麦克马洪线”从1936年以来注明为“未标定界”改为“已定界”。
1972年印度将该特区改为所谓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特区”。
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通过立法，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特区”升格为邦。
1987年2月，印度单方面设立了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又译阿鲁纳查尔邦，意为“旭日之国”），并在该邦中划分出十三个区进行管辖。
三. 中国放弃“藏南地区”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要探讨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战胜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乘胜收割胜利成果，就必须详细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的治国方略和外交政策，以及当时中国面对的困难复杂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
1. 国家战略价值取舍的原因
在现代，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对中国的整体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一个“敌对势力”统治下具有居高临下地理优势的西藏绝对是中国的噩梦（更别提达赖喇嘛曾提出过的总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的“大西藏”概念），就像“青藏铁路”开通后的西藏是印度的噩梦一样。
但“藏南地区”则不同。
西藏在五十年代末的大规模“叛乱”给中共中央决策层上了深深的一课，他们发现收服西藏比收服新疆还要棘手。
历史上印度对西藏的向心力一直比中国强（注3）。
在近代英国人也曾长期经略过西藏，并一直在挑动西藏独立。
故清末辛亥革命一起，素有离心之意的西藏立马就造反寻求独立。
所以，在1962年的中国面临空前内外交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下文将对此作详细分析），毛、周对西藏和藏南问题的基本思考，是将它们一刀两断，分别对待。
西藏比藏南重要得多，先力所能及地把整个西藏抓稳了、控制住；对藏南只得 “得蜀弃陇”、“该收手时就收手”，“藏南问题”只能留待以后再说。
2. 外交政策的原因
中共在建国后的五十、六十年代内，追求“世界大同”的国际共运理想和传统王道思想（或曰“天朝心态”）一直主导了中国决策高层的外交思维。
表现在考虑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时过于浪漫化/理想化（毛泽东尤甚）、简单化地一刀切（即凡是反对“美帝”或“苏修”的就是朋友或同志）。
在整个五十年代，中印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度相当友好，曾结成了牢固的准盟友关系。
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1953年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来的。
在对中印关系的通盘考虑中，中方决策高层始终认为中印之间有着更广泛更基本的利益追求，中印不应为了边界问题彻底翻脸，边界纠纷最终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半个世纪后再看，这种认知根本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与印度人考虑和追求的目标根本是南辕北辙的）。
另一方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理论基础，而“不结盟运动”颇符合毛、周的全球战略构想–组成抗衡美、苏集团的“第三势力”。
作为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大国，作为倡导 “不结盟运动”（该运动最多时曾拥有多达115个成员国）的最初三巨头之一，印度在领导“不结盟运动”、对抗美苏两极世界的冷战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不想“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想因中印战争导致印度转而投靠美国或苏联，从而影响“不结盟运动”的“健康发展”（半个世纪后再看，这个担心“不幸而言中”，印度与前苏联结成了同盟。
但这种全球战略思考只著眼于远方意识形态的海市蜃楼，却漠视近在咫尺的中国国家重大利益的琼楼玉宇。
其结果是印度成为中国多年的死敌，中国也没有收复国土，可谓“人地两空”）。
3. 军力和后勤供应的原因
这些才是毛周撤兵休战的最主要原因。
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当时内地入藏的交通运输非常困难。
加上西藏旧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仇恨，一直使大批中央进藏军政人员无法从当地得到有效供应。
所以从1954-1962年期间，中央进藏军政人员的供给大半靠从印度输入。
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
内地入藏的交通运输连中央进藏军政人员的供给都无法保证，如何支持一场大规模的与印度的旷日持久的现代化战争？
内地进藏的运输是如此，从西藏各地的兵站或军火库向前线运送弹药和给养就更加困难。
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太恶劣，西藏许多地区根本没有路，山路陡峭得连骡马都用不上，只能靠人驮。
与中国相比，印度有印度平原便捷快速的铁路、公路运输网，可在短时间内将大批后续部队和装备给养源源不断地调往前线，更有美苏大批的先进武器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运抵印度。
另外，发生于1959年3月10日的“西藏叛乱”，一直持续到1962年3月才宣布“平叛作战胜利结束”。
中印边境战发生时，人数并不多的解放军驻藏部队（以二野的十八军为主）中很大一部分要负责维持西藏各地的治安和可能发生的再次“叛乱”，不能调往中印边境参战（我曾读到一篇回忆录，称某驻藏部队正在部队农场的田间劳动，被突然紧急调往中印边境投入战斗，可见当时西藏军力的匮乏）。
取得中印战争胜利的中方参战部队的主力仅仅是一个师级的藏字419部队，全部兵力只有四个多团，几乎没有重武器装备，能运到前线的最大口径火炮是120毫米迫击炮，更不可能得到任何空中支援。
再说，对于一场战争尤其是现代化的战争，初战的胜负并不一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还取决于失利的一方有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和实力。
对1962年时的印度而言，继续打下去的决心和实力都有。
总兵力达几十万的印军在中印边境战中的损失只是十指中的小半个小拇指。
战败的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印度舆论一致高呼要“雪耻”并“收复失地”。
印度准备与中国大打一仗，而且准备打长期的战争。
所以，战争初期无论是中军士兵的勇猛善战、战术的机动灵活，还是印军的指挥低下、战技生涩、士兵怕死，都还不是决定中印战争最终胜负的首要条件。
事实上，中印战争的战果也完全出乎中国方面自己最乐观的预计。
作为中方前敌总指挥的张国华中将战前根本没有必胜的把握。
军事大家毛泽东甚至做了最坏的估计，他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
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
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
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注4）
但是，长期以来周晋对中印之战一直有个难解的疑虑：素以政治教育和艰苦奋斗为优良传统、从“爬雪山、过草地”的绝境中成长壮大的解放军，历来缺乏甚至没有后勤供应。
当挟朝鲜战争余威的这支中国军队，经浴血奋战后终于冲出了终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口，万分惊讶地看到了地处亚热带、绿油油一望无际再也无险可守的印度平原时，如同他们甩掉的笨重棉大衣一样，他们也甩掉了对战争和死亡的一切恐惧和阴影，军心和士气都达到最高峰，缺吃少穿、弹药缺乏他们都能够克服。
这样的一支忘却了死亡、充满必胜信念的军队足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令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胆颤心惊。
当时印度首都新德里到处都在筑街垒准备迎接巷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尽管这支人数少、没有重装备的中国军队不会去攻打新德里，也无法占领全部的“藏南地区”，但他们至少可以像楔子一样，牢牢地集中固守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哪怕是很小的一块战略要地。
这样在日后的中印边界谈判中，中国手中握有的巨大筹码是中国主动撤军后根本无法比拟的。
退一步说，即使这支部队在“麦线”以南守不住，他们还可以撤回来，足以向“党和人民”交待。
退一百步说，即使这支部队的官兵最后全部战死，对时刻需要用大大小小的“光辉榜样” 来润滑的庞大统治机器而言，正好可以借牺牲他们的生命来激励无数的中国人。
而战死一、两万的官兵对毛泽东这位打算以“牺牲中国一半的人口打赢核大战”的红朝开国太祖而言又算得了什么？所以，中印战争结束后毛所作的决策，与素以高歌“宜将剩勇追穷寇”著称的毛的性格多少有点南辕北辙。
即使毛不被人视为“廉颇老矣”，却很难不被后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
4. 中国国内的政治因素
1962年对毛泽东和中国都是非常难熬的一年。
从1959年到19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的国民经济元气大伤。
即使按中国科学院1989年出版的一份国情报告的最保守估计：“（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注5）。
在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习称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对因“三面红旗”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会后正式退居二线。
中苏关系自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进一步恶化。
1962年4月和5月，新疆的塔城和伊犁地区分别发生由苏联策动的中国居民大规模外逃苏联事件，仅塔城事件中就有六万多中国居民和二十三万多头牲口出走苏联。
同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新疆又与西藏接壤，中国最高决策当局为防范新疆可能的骚乱扩大到西藏，自然希望中印战事及早结束。
1962年元旦，蒋介石在台湾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正式宣告进行“反共抗暴的革命运动”，即习称“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从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台湾先后派遣多股武装人员渗透到大陆沿海地区从事军事活动。
解放军在大陆沿海布防重兵以防止台湾的国民党军队登陆，必然会限制解放军在西藏的用兵。
印度正是在看到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四面楚歌、内外交困中毅然出兵的。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印度虽然战败，但印度出兵的决策和掌握的时机并没有错。
中印之战后，中国的国际困境表面上变得更孤立了，实质上却受到各国领袖和民众内心的尊重；此战对缓解中国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也颇有助益。
5. 美苏大规模对印军事援助的因素
在决定对印大打前，毛、周不会不考虑到美苏必然会对印度的大力支持。
这也是毛、周战后及时收手的重大因素之一。
中国没有实力同时对垒美苏印三大国。
印度专栏作家特贾斯.帕特尔最近通过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分析，认为中国选在10月20日发动进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时间点准确地选在当年美苏古巴导弹危机方兴未艾的中段（1962年美苏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于10月14日，结束于10月28日，几乎将全球推到核毁灭的边缘）。
帕特尔的分析颇符合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思想。
当中方打胜及美苏导弹危机结束后，来自美苏的大批先进武器装备即源源不断地运进印度，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毛、周的预测和中国撤军的必然。
1965年，毛泽东曾策划发动第二次中印战争。
1965年的中国已从“三年自然灾害”中缓过劲来，国际环境也没有1962年那样险恶。
如果将1962年中印战争的时空转移到1965年，我想毛不会像1962年那样轻易撤兵。
四. 结尾：并非题外的话
在另文中，我将专门阐述现在乃至将来的中国有实力有能力收回一半甚至一大半的“藏南地区”。
但9月6日有一条最新消息称：“最近几年来，民主中国阵线和全德学联注意到：中国政府正在跟印度政府谈判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准备基本接受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的所谓麦克马洪线。
（1914年时的）西藏地方当局根本不是中国政府的主权代表，这样划定的边界是完全无效的。
（中印）双方以现在的各自实际控制线划界，全部（有）争议的中国领土为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印度获得74%，中国获得36%。
如果中国接受东段的“麦克马洪线”，放弃对该线以南的领土主权，承认其为印度所有，印度将不再向中国索取“麦克马洪线”西段的中国新疆阿克钦地区的部分领土。
另外对“麦克马洪线”做出部分调整，但调整幅度很小，主要在达旺地区。
（该调整地区的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公里，只有深圳市那么大，仅占东段双方有争议面积的2%”。
然而印度并没有吃亏：“印度将东段该地区（达旺）归还中国，同时从西段换得中国新疆阿克钦地区的部分领土，面积（与印度归还中国的达旺地区2,000平方公里）相当，很有可能是与达旺地区作交换。
达旺地区是西藏六世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当地人民的语言也是汉藏语系（如果连该地区都不收回，不仅无法平息藏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更会影响“和谐社会的安定团结”_周晋评注）。
百多年前，百年积弱的中国出了个被后人一直骂到今天的李鸿章，其实“李代表”的万般无奈和心中的苦楚又有多少人能理解？要怪更应该怪腐败颟顸的满清政府和愚昧无知的广大民众。
如今，百多年后的中国在以“三个代表”为自许的执政党领导下，综合国力正蒸蒸日上、“人民当家作主”，如果再出个把“李代表鸿章”，恐怕要被后世子孙骂上整整一千年。
但愿本节开头的那则消息完全是空穴来风，完全是“海外敌对势力的蓄意造谣，海外不负责任媒体的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