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庄严的工人体育场西侧是派对动物的地面零点（ground zero）。
体育场大门南边是一排巨大的舞厅，它们比大比亮比大声。
但在道路的另一边，办公室和商店都关门了，狂欢者趁着夜幕纷纷从计程车里走出来。
只可见一个霓虹标志，在一道小楼梯上，白色的字母拼出“Destination（目的地）”的名字，这是北京最有名的同性恋俱乐部。
尽管外表毫不起眼，周末夜里，年轻男子组成长长的、排队等待进入的人龙却泄漏了秘密。
在最近一个周六的夜里，数百名男子在那里喝酒调情。
在网球场大小的舞池里，有痞子阿姆（Eminem）式的音乐会加上似乎是杂技演员的表演，舞池的彩灯在大群翻腾的、汗流浃背的身体上闪耀。
俱乐部的经理表示，在过去两年，每个周末都如此，跳舞跳到最后一位顾客离开，那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五六点了。
29岁的建筑师小王（Xiao Wang）似乎感到我的提问很奇怪。
我问他会不会受到当局骚扰。
他大笑，“干嘛骚扰？因为同性恋？他们干嘛要这样做？”
中国的同性恋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时期，但正如Destination外观的保守和内部的肆意所显示的，他们仍然很谨慎。
北京的态度可以形容为三不政策：不赞成、不反对、不提倡。
这种商业式的不问不闻放任政策是一种微妙的象征，共产主义政权正学着处理新兴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提出的、许多跟个人自由相关的问题。
而中国的同性恋似乎十分乐于在政府容许的广阔界限内追求他们的生活。
例如，一度普遍使用的“同志”一词如今在中国年轻人耳中只是一个关于男同性恋的俚语。
曾几何时，共产主义政府严格执行反对同性恋的严酷法律。
随着中国经济向世界开放，当局的姿态也软化了，同性恋社群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从繁荣中获益的沿海大城市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这是一个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快的进程，因此在近几年，像小王那样的年轻同性恋男子可以自信幸福地不理会这个群体在过去遇上的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社会对男同性恋相对容忍，只要不妨碍儒家的家庭责任，这种做法就得到容忍。
尽管1740年皇帝下了禁令，但直到共产主义时期来临，同性恋才被逼到地下。
四十多岁的伯尼（Bernie）看得更远些。
一年比一年自由，‘出柜（表明同性恋身份）’的同性恋者逐年增加。
在北京和大城市，你可以看到一对对（同性恋人）手牵手逛商场。
在小城市里，一些同性恋仍然保持地下状态，但即使在那些地方，据说情况也越来越好了。
”
但是，北京并不是旧金山。
公开的同性恋电影制作人崔子恩（Cui Zien）表示，在公开庆祝同性恋文化时仍然会轻易越过当局设定的无形的线。
他在去年7月曾经组织一次同性恋电影节，当局警告他们不要在任何地方刊登表明地点和日期的广告。
尽管如此，电影节还是获准继续下去，而且实际上参加者众多。
自从2004年爆发非典疫情后，政府完全改变了它对爱滋病的政策。
崔子恩指出，同性恋社群和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安全性行为和预防爱滋病的教育节目，而且倡导安全性行为的运动可以获得很多资金。
在Destination，小王费力地向我解释情况是怎样的。
如果你犯错，那你当然会惹上麻烦。
但不仅仅同性恋如此，所有中国人都如此。
”他跟朋友走向舞池，“我们自由自在地过我们的生活。
”（原标题：一种胆敢谨慎地说出名字的爱；作者：Simon Elegant）
译文为摘译，英文原文：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1703180,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