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含风晕，夜意透。
面对眼前的一份卷宗，沉重的心思使唤不了更沉重的手，我在案卷的封面上费力写下“CASE CLOSED”(此案已结)。
她死于加国死在爱中
个案当事人，瑛，是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中年妇女，为了摆脱不幸婚姻的阴影，寄托女儿在娘家，只身来到多伦多。
她这一程却成了不归路，化作红枫入尘土。
然而，她这一程可让自己拣回来在失败婚姻中丢失的爱。
她死在异国。
她死在爱中。
瑛凭着朋友给的电话号码，联络上我的法律事务所。
我就如此开始接触她的个案。
瑛的个案是难民申报。
她到我这里时，甄别聆讯已失败。
瑛拿着那页裁决书，在我事务所专辟的会见室里同我见面。
当时，新移民法尚未生效，则临近生效。
我依照旧法规分析了她的处境，以及将面临的困境。
按照旧法规，她可以请律师在联邦法庭提出司法审查的要求，即“上诉”。
同时，还可向移民部申请行政复核她的难民个案，结合居住国的管治状况，如果申请人被遣送回去，当地的环境是否会给她带来生命危险。
如果联邦法院接受上诉，并且裁定再给机会聆讯，那就是上诉成功。
如果移民部认定申请人遣送回国会有生命危险，移民部会立即让申请人进入移民落地程序。
我明确告诉瑛这两项应当尝试的步骤成功率近乎为零。
我提醒她这是应当进行的尝试，因为这什么做可以争取时间合法居留加拿大。
瑛同意我的意见，并按此行事。
我还建议她要重视自己的感情生活。
基于瑛是一个单身女子，在加拿大梅开两度，岂不是件美事。
同加拿大人（包括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结婚的外国人，如果得到配偶的担保，可以申请移民。
旧法规允许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可以继续留在加拿大境内办理配偶担保移民。
瑛的个案就由我的事务所经办了。
有一天，她打来电话要求面谈。
在面谈中，瑛透露了个人的私生活。
她已结识了一位加拿大人，并且达到了谈婚嫁的地步。
但是，时机始终作弄瑛。
其时，新移民法已经生效。
新法规不允许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可以继续留在加拿大境内办理配偶担保移民。
我必须讲清真相（作者按：该项法规在2005年2月得到调整，逾期居留的外籍人士若受到加拿大配偶的经济担保，可以在境内提出移民申请）。
我如实奉告。
瑛听了，轻叹了一声，说：“我这么倒霉吗？”我让她约了她的那位一起来谈谈。
同她的那个他初次见面，让我肃然起敬。
对方相貌如同小说《海底两万哩》中尼摩船长的形象。
阿尔伯特是埃及人，年岁在六十上下。
我了解了他的背景后，向他们提出两项建议。
一项是他们先在加拿大注册结婚，然后双双去上海居住一年半载，等到瑛落地时再双双回到加拿大。
也许，连同瑛先前婚姻的女儿，回来时应该是一家三口。
另一项是瑛留在加拿大申请人道移民。
由于阿尔伯特是自雇经营，瑛可以作为家庭生意的搭档提出人道移民的理由。
这是在新法规实施中，可以让逾期居留的外国人申请移民的唯一管道。
他们急着要去作横贯东西加拿大的火车旅行。
这是他们的蜜月旅行。
他们说回来后再作决定。
一个多月后，他们双双来到我的事务所。
瑛消瘦了些，脸上则现出妩媚。
他们决定让瑛提出人道移民的申请，并且由我代表他们提出。
他们给我一个星期时间准备委托合约和所需文件的目录单。
他们说，瑛要去作一个健康检查。
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没有来电话预约面谈。
三个星期以后，我接到瑛留下的电话口信。
她从医院病房中打来。
我打电话过去时，她告诉我说，那天离开律师事务所后，就去Saint Michael’s Hospital。
那里的医生当场就将她留下，说要作进一步观察。
我保持同她的电话联系，并为她打气。
那天是星期三。
我们约好在午后通话。
两点半钟，她要去进行治疗。
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通话。
她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死了”。
两天后，阿尔伯特在电话上告诉我，瑛就死在当天的治疗过程中。
他，一个六十上下的老人，瑛在病中，每晚留在病床前看着她服了药，睡着，才离去。
他坚持，他要陪送瑛的遗体回上海。
他说这是她的遗愿。
他还说，他不敢回家，甚至怕同我讲话。
因为这一切都会让他回想起瑛曾在他身边的一幕又一幕。
阿尔伯特委托我办理加急签证，让瑛的亲属奔丧。
阿尔伯特要见一见瑛的女儿。
但是瑛的亲属不想让瑛的女儿及时知道母亲客死他乡的噩耗。
瑛的母亲和哥哥来了。
我真想同他们谈一谈瑛。
瑛在最后寻回了爱。
她死在爱中。
阿尔伯特同我谈起过收养瑛女儿的事。
由于没有同瑛的亲属见上面。
阿尔伯特的心愿也就不了了之。
婚姻是阿尔伯特的滑铁卢
瑛走了。
阿尔伯特成了我的朋友。
有机会受他的邀请，去他住所。
那一天，我去了。
他住在公寓大楼中，楼层适中，起居厅宽畅，窗外视野宽阔。
临窗睇景，近处可以看到绿荫；远处，越过树梢，可以看到安大略湖水天一色。
不俗的居所。
周围的环境，由于是物业公司经营，因此收拾得有几分幽雅。
地处闹中取静的城中区域，南北相济。
我抵达时，阿尔伯特已在等候。
几天过去了，不同寻常的生活内容，留在他脸上的疲劳，不再凝重，有些许的淡释。
接待瑛的母亲和兄长，安排瑛的葬礼，最后送别他们。
瑛走了，可以带走他记忆中的伤痛吗？
这次专程拜访，一半尊重他的真诚邀请，前去赴约；一半出于宽解他心境的本意，陪他散散心。
我们在起居厅的沙发中入座，三人沙发，各据一端。
两人半側身子相对，眼神可以交流，也可以浏览周围环境，不必始终对视，免去闲谈时紧张的感觉。
男人对坐，沉默多于交谈。
这时候需要土巴古，或者咖啡，或者清茶来作缓冲剂。
阿尔伯特选择酒。
他给自己端了一杯。
那种大肚子高脚玻璃杯子。
问我如何？我不善饮。
请他斟上一杯清水。
各自呷一口自己杯中的液体，我们就开始那次的会面。
他要用陈旧的回忆来擦拭新存的记忆中之伤痛。
他要有人听他对过去的回忆。
他选上我，因为他信得过我，因为他知道我这里是单向交流，个人隐私在我这里没有回头路。
我承认，我对活人有这样的承诺。
阿尔伯特的祖籍是亚美尼亚，地处小亚细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执掌苏俄大权，对周边国家实行强权政治。
亚美尼亚沦为苏俄的囊中之物。
暴政加上宗主国的盘剥掠夺，阿尔伯特的父辈远走他乡，用脚走出人生的选择，到埃及落地生根。
他幼时在埃及度过，然后留学欧洲，在瑞士开始谋生度日。
阿尔伯特响往北美俭朴简单的生活方式，离别甚有文化底蕴的欧洲诸国，移民加拿大。
他选择蒙特利尔作为在加拿大的落脚地，学习父辈闯荡人生。
他在旅游界发展。
他能讲法语，德语，运用他良好的沟通能力，接待来自欧洲大陆的旅游者。
而他的英语反而是在加拿大提高的。
他对人生有自己的见地，不求发达，但求实在。
在自己喜好的旅馆内，与管理层签下合约，在那里设下一张桌子。
他的工作就是为来访的旅游者，根据各自不同兴趣，设计不同日程，并且联络去处，代购入场券，指引不同餐馆的去处，预订座位。
他不紧不慢地对付业务，也不紧不慢地享受人生。
说老实话，这门生意该是八面玲珑，四面乖巧的人方能顶得下来的。
其实，阿尔伯特不善言谈，察言观色的能力也不到位；但是为人诚恳。
真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他的业务做得不错。
几年下来，交了一些朋友，也开始年轻人谈情说爱的生活。
当然离不开性经历。
他的婚姻来得不早。
四十岁时，才开始考虑婚姻，结识一位女朋友。
女方是法裔背景。
一拍即合。
结了婚，就有孩子。
前后添了两个女儿。
家庭生活的水平也符合阿尔伯特的处世哲学，不求发达，但求实在。
实在的生活，难免平常。
而平常就带来单调，或许寂寞。
为了避免太太在生活中寂寞，阿尔伯特经常会让自己的朋友来替她解闷。
料想不及的是，太太撂下他们的两个女儿，竟同他的一位好友私奔了。
此时，他将近五十岁，事业不讲初成，也可以讲已上轨道；而家中有二女初长成，乐陶陶的家庭生活该是一幅连神仙也会嫉妒的写意画。
可是缺了主妇，家还成家吗？阿尔伯特自认晦气倒也罢了，可是面对六岁七岁的两个女儿，他一筹莫展。
他换了环境，从蒙特利尔搬来多伦多。
有热心人帮忙，千里姻缘一线牵，从海外给他介绍了一位菲律宾女子。
匆匆忙忙结了婚，风风火火办夫妻团聚的移民，将女儿们的新妈妈迎进家门。
结果事与愿违，女儿们一开始就不接受这位远道而来的新妈妈。
日子过得更不像样。
将就了几年，只好分手了之。
接连两次不成功的婚姻搞得阿尔伯特灰头土脸，一晃眼二十多年过去了。
女儿们都一个一个飞离旧巢，寻找她们新的生活去了。
阿尔伯特这才死灰复燃，欲寻找自己的第二春。
结果引来白头翁送黑发娇娘的凄惨悲剧。
他在平淡的叙述中间，不时停下来呷一小口杯中的饮料。
其间，也为自己斟添过几次；也为我添注不少次清水。
我很关注他在讲述中的表情，也关心他杯中是什么饮料。
他终于停下来了。
为了帮助他尽快脱离讲述时的情绪，我就将话题转到他杯中的酒。
他告诉我，他喝的是伏特加。
这是他家族中男人们常喝的酒。
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喝了，从不兑水，或加冰。
因为我在下午拜访他，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溜去，夜色降临人间。
从他居处放眼看望，窗外万家灯火。
回望室内，十分落寞。
阿尔伯特一仰脖子喝干了杯中的存酒，我便邀他出外夜餐。
一片枫叶入尘土
有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
其间，他匆匆给我打来几次电话，交换几句就挂机了。
他总是怕耽误我的时间，有欲说还休的感觉。
好像我这样的人总是挂在时钟针尖上过日子似的。
其实，人都要生活，不可能总是跟时间赛跑。
夸父追日的故事，我在小时候就知道了，并且从没忘记。
终于，阿尔伯特要求我同他好好谈一谈。
原来，在他工作的旅馆里，有人帮他提亲呢。
他说，有一位认识了六年的同事愿意将他介绍给她的姐姐。
他在电话上告诉我，婕妮是那位女士的称呼，人在中国上海。
他还说，从相片上看，婕妮相貌比实际年龄年轻。
从话语听得出来，他十分中意这份按排。
从他兴冲冲的语气里，我觉得有些不对味。
平素，阿尔伯特讲话口气总是平平的。
我决定约他和他的同事来我这里见面谈一谈。
他们来了。
我要求同阿尔伯特的同事先作一次个别的谈话。
我坦诚地开始我们的谈话。
我告诉她，虽然我和她们是同乡，都是上海人；但是在阿尔伯特的事情上，我是他的朋友，我站在他一边。
如果有什么不妥当的事情发生，我会出手阻止；我甚至不管阿尔伯特一时感情上是否接受得住。
接下来，我要求知道婕妮的背景情况。
她是否申请过来加拿大，签证被拒的经历？回答是有两次商务考察被拒记录。
她是否单身，或离婚，或丧偶？回答是分居多年，还没有办离婚手续。
她是否有孩子？有一个，正准备考大学；不会随同来加拿大。
过后，我同他们两人一起谈。
我从阿尔伯特处核实了他对婕妮的了解程度。
我问他有什么计划。
他打算在来年的元旦前后去中国结婚，假期呆不长，只逗留二十来天，其中有五天去海南，再五天去北京，南北来回旅游算蜜月吧；三月底四月初专程去中国海南度假。
论到制定旅游计划，那是他的本行。
历来为他人制作，今次就为自己服务一次吧。
阿尔伯特按着计划去了中国。
元月5日在上海结婚，12日至17日享受海南的阳光和白沙滩，19日至24日在北京逛寒天冻地。
奇妙的经历配合他们奇异的婚姻，堪称浪漫之一绝。
阿尔伯特带回厚厚一堆相片集，还有一堆文件。
那就是我事务所的工作了。
助手整理枯燥的文字资料，填写表格，将个人资料转变成平面的黑白符号。
我则享受色彩的娱乐，从相片中观赏新婚燕尔的欢欣。
但是，也不见得轻松。
我的工作是将婚姻过程如实呈给移民官审批。
陈述的技术要求是行文洗练，然后又要说明个案细节，便于移民官阅审时容易明白，一步到位，即阅即下决定。
文件制作成功的指标是阅审个案时一目了然，不产生歧义。
阿尔伯特新太太的移民申请个案送出去三星期后，在北京的加拿大移民机构，就通知申请人作好准备，等待去北京面见移民官。
阿尔伯特决定也去北京，陪新太太去面见移民官。
十月金秋，是北京最好的时光。
书上这么说的。
经济改革中的北京，是否还可见清澈如什刹海的晴空，是否还可闻似有若无的鸽铃从空中飘落。
阿尔伯特带回来一脸的晦气，而不是挂在手臂上的新娘。
阿尔伯特决定上诉。
提出上诉申请后三个月，我的事务所收到上诉法庭转达的全套移民申请档案，其中不但包括阿尔伯特申请担保菲律宾太太的档案，还有婕妮申请两次都失败的签证申请档案。
我约阿尔伯特来我处了解个案细节，商讨上诉的准备工作。
从电话线的那一端，还是那种平平的语调，他告诉我他胃部查出癌症。
不但需要治疗，而且还要准备身后事。
他要我办理婕妮的访问签证来陪伴他走完最后一趟路。
我是处惊不变，不是因为我冷酷无情，而是在我职业经历中遇见这样的个案不止一起两起。
我曾经劝说一位病入膏肓的难民申报者返回原地。
我亲自送他去飞机场，联络航班服务人员安排特别服务，回到亲人身边。
据说三星期后死于胃癌。
我知道这类访问签证申请，最好得到选区内的国会议员的支持。
阿尔伯特的选区办事处在城中YONGE线地铁站附近。
那里却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衙门深如海。
通过传真电话送过去资料和请求，如入黑洞，没有回应。
我亲身上门，被告之，需要事先预约。
再行交渉，终得接待。
词词句句极尽推推诿之能事。
推说在中国那里的加拿大移民机构迟迟没有回复送过去的询问。
一次不成，再次出击。
联络阿尔伯特的女儿，黛安。
请她去她选区的国会议员办事处。
那里是NDP的议员，有服务草根阶层的使命感。
经历真是两样。
黛安被安置入座，办事员当即联络加拿大海外移民机构。
消息尽管不令人满意，但是工作作风判若霄壤。
婕妮的信用记录在移民档案中实在不妙，加上才被拒绝夫妻团聚的移民申请。
我听到这个说法，职业敏感提醒我去翻看上诉档案。
原来，在婕妮两次商务考察签证被拒的记录中，明确记着其中一次的加方公司邀请方是虚拟的，或者说是伪造的。
到了这一步，婕妮的签证成功机会可想而知。
我去探望阿尔伯特，和盘托出两次努力的经过。
他说，也罢，多打电话吧。
转而，问我要帐单，付我的服务。
我对他说，这是朋友帮忙，无需如此客气。
我没罢休，让婕妮提交我为她准备的申请文件，在上海加拿大总领事馆作两次申请尝试。
到底没有签出来。
阿尔伯特走了。
人的一生就这样落下帷幕。
他是加拿大土壤养育的万万千千枫树林中一枚红叶，最后跌落在泥土中化作尘埃。
（冯燮堂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