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三年多来第一次来中国,一觉醒来,看到北京一反常态的蔚蓝天空。连翘和樱花开得正盛,整座城市熠熠生辉。
在我看来,这至少是对我今春为期一周访华行程部分内容的一种隐喻。在许多层面上,中国又回来了。办公室里挤满了员工,投入到通常漫长的一天。高管们大多对自己的业务表示乐观。一批令人兴奋的初创企业源源不断涌现,表明中国将继续成为创新领域的领导者。在过去的许多次访问中,那种让我兴奋的能量和动力丰富而充足。
是的,中国面临着经济挑战,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仍然致力于保持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进展。通常,他似乎更强调控制,而不是增长。我负责监督在中国的重大投资,这些信号令人担忧。
然而,尽管西方媒体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怀疑,我相信中国将继续繁荣。作为我们最大的战略对手,它将继续利用这种繁荣来巩固自己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从南海到间谍气球,乃至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尽管中国对新冠的应对显得很拙劣,尤其是大规模的封锁,但中国的经济表现远远好于我们。从2020年初到去年年底,中国经济经通胀调整后累计增长14%,而我国经济增长不到6%。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为5.2%,而我们预计为1.6%。当我们与4%以上的顽固通货膨胀率作斗争时,中国的物价今年很可能只会上涨2%。因此,它的利率保持在低位,这有助于鼓励投资。
平心而论,中国的疫情复苏势头弱于许多人的预期。它的失业问题也很严重:上个月,在16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达到20.4%。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增长速度还不足以消化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1000万大学毕业生。
在我访问期间,能感到中国官员似乎在极力表示欢迎。在类似达沃斯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美国参会者寥寥无几,但欧洲商界领袖云集。中国官员宣读了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发言稿,不断强调他们对健全经济政策的承诺,以及对外国投资和监管改革的开放态度。
他们的积极掩盖了明显的紧张气氛。当我和团队拜访投资者和商人时,几乎每次都会提到中国著名投资银行家包凡失踪的事,有时是我们提出的,有时是我们的中国同行提出的——他们是在辩解。中国的安保工作一向很严密,这次似乎更严密了。我对无处不在的中国监控有了更多的了解,到处都有摄像头和面部识别技术。就算乘坐短途火车,出入车站时也需要出示护照并进行扫描。
与过去相比,中国的投资者和企业家更加仔细地注意和关注政府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并担心习近平可能会突然宣布对民营部门再来一次反复无常、出人意料的干预。淡化创办消费互联网平台的重要性;对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投资似乎成了优先事项。
至少在其中一些领域,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它占到全球77%的电池产能,去年全球近60%的电动汽车销量来自中国。尽管美国征收关税,但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占全球的80%以上。
过了几天,北京的天空又恢复了惯常灰蒙蒙的样子,而我最初对2023年的中国持有的乐观情绪也开始黯淡了一些。在我一直感受到的中国自信之下,我也体会到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于许多中国人感到来自华盛顿的敌意,反过来这又导致了一些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
随着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一个自主的超级大国,中国消费者的喜好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他们青睐从耐克运动鞋到宝马汽车等外国大牌。如今,他们正转向安踏运动鞋和比亚迪汽车等本土品牌。
我在中国的会面通常以我和我的团队发问为主。然而在这次访问中,我们的中国同行经常反过来——至少是一度如此——问我们,美国在台湾和潜在的投资限制等问题上可能会做些什么。一些人宣称,中国是美国强权的无辜受害者。
这些微妙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细枝末节;至少从我经历的互动来看,中国商界仍然渴望美国的投资,并继续与我们进行贸易。
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和拜登总统实施的贸易限制措施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家具到消费电子产品,对于那些美国征收25%关税的商品,中国的出口比2017年下降了20%以上。
限制向中国出售敏感先进技术也造成了损失。中国专家承认,禁止购买最先进的半导体将阻碍中国向人工智能前沿进军。
值得赞扬的是,除了强硬,拜登政府还伸出了橄榄枝。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最近一次经过了认真思考的演讲中,呼吁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实际上是试图实现双赢。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处理好。中国已经证明,它可以继续以比我们更快的速度增长。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举措来提高我们的增长率,比如解决我们不明智的巨额预算赤字和工业设施建设方面的僵化规定,从而在竞争中超越中国。
我们应该通过增加STEM毕业生来支持我们的人力资本,以便我们能够保持技术优势,并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并将我们最有前途的外国学生留下来。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地幻想中国会被自己的重量压垮。对美国和它的对手来说,问题是这种对抗是否一定是破坏性的,抑或一个更加繁荣、彼此合作的未来仍然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