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过后，中国“慰安妇”索赔之路仍在艰难前行。
四起诉讼案件全部败诉，活人证陆续离开人世，遗址保护陷入僵局。
而日本至今仍在否认“慰安妇”历史。
慰安妇”索赔的意义更在于还原历史的真相，而进一步挖掘这段即将消逝的屈辱历史还需要全民的共同参与
万爱花：她代表中国站了出来
为了尊严，控诉！中国“慰安妇”的受害者们走上一条崎岖的诉讼之路；同时，还有一些“慰安妇”仍未鼓足勇气站出来。
1992年12月9日，东京。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惟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
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
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灭绝人性的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生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15年前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
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索赔艰难迈出第一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
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
那天，侯冬娥在家大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
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
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
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
《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在张双兵的再三劝告下，侯冬娥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了埋藏在心底半个世纪的秘密。
此后，刘面焕、冯转香等人也陆续向张双兵回忆了当年那段不堪的历史。
（2007年11月，多伦多听证会前刘面焕接受记者采访）
张双兵特地选择1992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爆发55周年这天，把老人们的哭诉整理成申诉书，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提出5万至15万美元的索赔。
尽管最后石沉大海，但中国“慰安妇”索赔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一度对子女都难以启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
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
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
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
当时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康健作为中方女律师代表参加了最后全国律师协会组织的中日女律师的交流。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日本的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要中方律师能不能协助她们做“慰安妇”问题的调查。
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
”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就举起了手答应了，“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
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
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
”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
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
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
1997年7月份，该案在东京首次开庭，康健带着李秀梅、刘面焕两名受害者去日本出庭。
而对于那段历史，当时的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
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
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
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
”康健回忆。
（2007年11月，4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慰安妇在加拿大国会听证会上发言）
诉讼让她们变得更自信
从一开始，康健就已经意识到诉讼之路的艰难。
日本政府根本不过问，很蔑视这些原告。
日本方面对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侵害缺乏反思。
”康健回忆说。
最后的事实应验了她当初的预感。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2起“慰安妇”的案件，而其余两件之前就已驳回。
不过，康健却没有因此泄气，“不是有可能要败诉就不做。
这是一个人的尊严的问题，不靠自己去争取的话怎么实现。
”康健说：“打不赢也要打。
首先不是输在理上法上，而是输在日本缺乏历史观上，但是没有我们的推动，他们也很难改变。
改不改变是他们自己的事。
但是我们中国人作为受害者一方，如果没有维护自己权力的意识的话，那就是太悲哀的事了。
”
康健说，跟其他受害者相比，“慰安妇”受到的伤害可能更大，“劳工是肉体，她们是全身心的。
”她举例说，在法庭上，律师甚至会问受害者，“日军强奸你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样的问题。
但是，也正是因为索赔之路的艰辛和磨练让中国“慰安妇”可以抬起头来。
诉讼给他们正名了，原来别人都叫她们妓女。
”康健说：“他们现在精神面貌比原来好。
我最初接触她们的时候，一看你马上就低头。
现在敢于对视交流了。
好几个受害者跟我说过，在法庭上，受害者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的话说出来了，死了也感到痛快。
”
已知的活人证仅剩47名
面对败诉的结果，康健自然不会心甘，一项新的计划已经在进行当中。
全国律师协会已经成立‘慰安妇’受害者调查委员会。
希望用5年的时间调查完所有现存‘慰安妇’。
”康健介绍说，“主要还是取证，进一步与日本交涉，希望社会各界提供线索。
”
事实上，关于“慰安妇”历史调查的工作还有其他人在做，其中包括上海的历史学者苏智良。
这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从1993年以来，走访了100多个中国受害者。
但是由于大都年事已高，活证人都已经陆续死去。
据苏智良的统计，就他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加上最近还没有去确认的两位，是47位。
目前还有很多‘慰安妇’不愿意站出来，如果能站出来，作用是很大的，她们都可以提供一手的资料的。
”
2007年“五一”前夕，江苏省如皋市一名91岁的老人周粉英通过家人向社会公开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她曾是“慰安妇”。
就在周粉英挺身而出控诉日本罪行之时，另一名活证人南京“慰安妇”雷桂英却突然死亡，而在一年前，她才勇敢地站出来对外界披露自己的身份。
国际官司要接着打
万爱花，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然而对日索赔至今没有结果，她仍然在承受着战争的创伤。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生不育。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中国的受害者，没有一个出来说话的，我第一个出来替她们说话。
”谈到15年前，万爱花出席东京举行的“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老人说，当时更多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清白，而是要代表中国说出真理。
今年4月底，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5起中国索赔事件，其中2起案件与“慰安妇”有关。
而万爱花等十位山西盂县侵华日军受害妇女的诉讼，早在2005年11月，就已遭到日本最高法院的驳回。
对此，老人并不绝望。
官司还要打，不行就通过国际法庭，反正还要打，总要叫日本接受了，赔偿、救济，承认错误！”现在她的朋友们正在做准备，要到国际法庭去打这个官司。
“当时中国放弃的是国家赔偿，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日本赔不起。
但是我要的是民间赔偿，是站出来讨血债，向日本鬼子要真理的。
”
对日索赔是她的信念
在15年的诉讼过程中，万爱花认识了很多日本朋友，也得到了日本律师的帮助。
现在还戴在左手腕上的表，就是1992年日本朋友送的。
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
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
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
15年前勇敢地站出来，改变了万爱花的人生轨迹。
如果15前没站出来的话，可能还在和养女一块讨饭吃。
”但这段诉讼经历带给她最大的变化，是让她从此有了个信念，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
她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是张双兵。
1992年，山西盂县小学教师张双兵在寻访日本侵华期间受害女性时找到万爱花，开导她，让她站出来，说出历史事实，并协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听证会，控诉日本侵华期间的罪行，要求日本公开道歉及赔偿。
战争创伤时刻缠绕
然而，索赔之路毫无进展，老人的生活也十分困顿，战争的创伤更是严重危害着她的健康。
万爱花现在居住的这间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矿机宿舍的房子是租的，房租加上水电费，一个月要一千多，而她每月的低保费只有230元，不够的钱经常要先向养女的子女借，在收到救济款后再还清。
老人的救济款主要来自慈善单位和媒体。
搬入新家前的生活更加不堪，万爱花的养女李拉第将它形容为“流窜”。
她们居无定所，寄人篱下，先后流落阳曲、太原等地，靠给人缝补浆洗为生。
万爱花全身是病。
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而现在老人经常胃痛，去年差不多一年老人都在住院。
她说，一定要让日本人低头认罪，赔偿道歉，否则“死了也不放心，死了也不会闭眼”。
慰安所遗址在拆迁声中残存
作为日军侵华期间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许多慰安所遗址却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尽管原因各异、过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两处日军慰安所遗址还是被保留下来。
前者是位于虹口区的“大一沙龙”，后者位于浦东钱仓路350号。
“浦东那个是因为它是民国时期特色建筑被保留。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说，目前，上海已发现超过160个慰安所。
最新发现主要集中在虹口区四川北路沿线，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聚集之地。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
1931年底，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场所，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
”苏智良说，这正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大一沙龙”：危房耸立
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在上世纪30年代，它们有另一个称呼：大一沙龙。
如今，房屋内外和过去似乎有些“脱节”。
记得旧事者，存世已不多。
1号屋里一个阿婆是1983年搬进来的，“住下后，才晓得这里曾是慰安所。
”这些年来，随着楼里人家增多，他们都按自己的需要重新装修房子。
原来相连的3幢房屋被隔了起来。
关于此地拆留，争议多年。
曾有学者、政治家参观旧址后，建议在这里建立一所日本慰安妇制度罪行陈列馆。
几年前，我们给上海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送去建议书和历史材料，说明保护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令苏智良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奔走没有白费，“今年回复说，暂时不拆了。
”
这个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很有可能成为危房。
到时候，不拆也不行。
”苏智良说：“不拆不等于就是保护。
这里需要给予很好的整修，我希望最终把它建成一个慰安所博物馆。
”
“海乃家”：黑暗狭小
虹口区公平路425弄12号，今天的“海乃家”仍是地道的上海新式石库门房子。
这里和对面原本有墙隔开。
”12号居民老徐说。
实际上，真正隔开对面房子的是一段历史。
这是一个民营慰安所，号称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
当时，他的主人是一个日本退役海军士兵，叫坂下熊藏。
他的儿子坂下元司在《海乃家慰安所的证言》中记载了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日军用刺刀赶走房主，办起了“海乃家”，最盛时有45名“慰安妇”。
1944年，他去上海与父亲团聚，“在我睡房里，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
一位军妓瘦黄的腿肿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
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约10天后便死了。
遗体暂放海军那儿。
大车拉来伙食，又拉走尸体。
”
中国的“奥斯威辛纪念馆”急需建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慰安所遗址都像“大一沙龙”、“海乃家”这么幸运。
上海的慰安所绝大多数都被拆了，但具体数字不祥。
”苏智良说。
在中国其他城市，许多慰安所遗址也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2003年，南京最大的慰安所遗址──利济巷慰安所遭遇拆迁风波，2005年广州的五大慰安所遗址是否列入文物保护也引发争议。
作为日军侵华期间，罪恶的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慰安所遗址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遗址的意义不仅在今天，更可能在未来。
难道今天把慰安所都拆了，过了100年，再建一个假的吗？”苏智良说：“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早已是世界着名的文化遗产，美国犹太人创建的‘大屠杀纪念馆’也已成为华盛顿的新景观，而中国却没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
苏智良也表示，并不是所有的都要留存。
抗战过去60多年了，许多被拆掉也很正常。
但应该选择保护一些像‘大一沙龙’这样有标志性意义的。
其他的记录下来，照片拍下来，有可能的话树一个纪念的牌子。
”
韩日“慰安妇”研究领先中国
由于记载不详以及活人证逐渐消失，半个多世纪过后，要想再现“慰安妇”历史的原貌并不容易。
苏智良是国内介入“慰安妇”研究最早的学者。
而事实上，在1991年之前，他连“慰安妇”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
“1991年之前，中国教科书中的二战史、抗日战争史都没有这个提法。
”苏智良说：“这里头有很多原因。
本身战后的审判没有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制度来审判，另外日本政府和军队毁掉很多文件，受害国的女性受害者又难于启齿。
”
让苏智良得知有这段历史的时间是在那年8月，韩国慰安妇金学顺站出来，讲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向日本政府抗议，举世震惊。
中国首家“慰安妇”资料馆7月开馆
1992年3月的一天，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个日本教授问在日本做访问的苏智良，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设在上海？“我当时就被问住了。
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来，这让我很震撼，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智良回忆说。
寻找那些当年的“慰安妇”遗址，是苏智良1993年回国后第一个想做的事，从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
我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几百万份资料，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
”苏智良说。
“最初的时候并不清楚真相会怎么样。
后来去看看这些老人，她们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伤害，如今又过着如此贫困潦倒的生活。
这些都深深地触动着我。
”苏智良说。
如今，15年过去了，他研究的结晶即将在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展出，这就是7月初将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家“慰安妇”资料馆。
原定在2005年就开办这样一个资料馆，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原来想设立在东宝兴路125弄，考虑到搬迁需要很多资金，只能作罢。
”
资料馆将设立在上海师范大学一处200多平米的建筑内。
这里主要介绍一些‘慰安妇’的曲折故事，有她们的遗物、照片、公证书等。
比如雷桂英老人去年交给我慰安所当年用过的消毒药品和其他器具。
还有2000以来，捐款的个人和机构等等。
”当然也有国外的资料。
有一些历史照片从日本那边翻拍过来，还有日本出版的300本专门研究慰安妇的着作文献。
”苏智良说。
“希望引起国人的关注，除了让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些幸存者外。
也让国人意识到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这些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
”苏智良说。
韩日资料馆提供历史见证
而早在2年前，类似的资料馆就已经在日本东京成立了。
这个名叫“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位于东京都新宿区西早稻田的日本基督教会馆。
进入资料馆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40多名前“慰安妇”的照片，令人感觉到一股凝重的气氛。
资料馆的建筑面积并不大，据馆长西野□美子介绍，只有113 平方米，但是在略显狭窄的馆内，收集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审议内容、9国的受害者与加害士兵的证言、从日本教科书中消失的“慰安妇”记述等等。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韩国学者和日本记者做过开拓的研究。
”苏智良介绍说：“他们的资料也比较充足，有很多有良心的日本人介入这个事情的调查，出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几年前我就统计过超过200多本。
”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政府也开始介入，支持成立研究所，对“慰安妇”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
从2005年开始，韩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对韩国的受害者进行援助。
一个人的战斗
中国无法与韩国相比的方面还有很多。
比如韩国“慰安妇”资料馆旁边还建有一个“慰安妇”之家，专门照顾“慰安妇”老人的生活。
苏智良还曾萌生过建中国的 “慰安妇”之家的想法。
在中国，有的‘慰安妇’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我想建所老人公寓，房子都看好了，可一想到程序、管理、经营，我就感到吃力。
”
苏智良的工作就像是一个人的战斗。
苏智良说，对于给“慰安妇”带来的永久伤痛，日本方面却至今无动于衷。
尽管对日诉讼没有什么进展，但我们抱定决心，要再现一段历史，尽可能的复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