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向包围延安的第八战区副司令胡宗南下密令《对陕北奸区的作战计划》，命胡宗南率属下三个军进攻延安。七月二日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后，胡宗南规定开战日为九日。只有少数兵力的陕北共军并不知情，周恩来、林彪等一百多人还计划由重庆返延安，定于七月九日抵达西安。七月三日，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向中共报警，翌日朱德即公开电告胡宗南不要发动内战；通电内容紧扣胡宗南秘密军事计划，严重的泄密令胡宗南方寸大乱。
这熊向晖，正是周恩来精心布下的一个战略间谍。胡宗南部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伤亡惨重，他极力招收青年学生充实抗战部队。周恩来令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蒋南翔物色党员打入胡宗南部，蒋南翔大力推荐出身名门的熊向晖，熊父在国民党湖北高等法院任要职，胡宗南向熊父保证培养这个栋梁材。熊向晖保送入中央军校毕业后，20岁出头即任胡宗南侍从副官。中共元老董必武向熊转达周恩来的悉心安排：目前虽然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较好，但蒋介石、胡宗南将来反不反共还很难说，周恩来未雨绸缪，布下你这一着闲棋冷子，可能对大局有利。一九四三年朱德通电中直接引用了熊向晖的密报，指胡部河防大军西调；胡怕由此引起日寇渡黄河也怕美国等盟邦指摘，遂劝老蒋罢兵。
一九四七年三月，老蒋又令胡宗南偷袭延安，熊向晖又将作战计划密告中共，毛泽东及时率两万部队转移，放弃延安空城，国军调集九十四架飞机狂炸延安，十五万大军猛扑陕北，各军各师的绝密作战计划早在毛泽东掌中，后人盛赞毛主席“胸中有雄师百万！” 其实毛泽东当年已经对周恩来评价熊向晖「能顶几个师」。
前三杰解救周恩来
“前三杰”为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北风，关键人物是钱壮飞。
钱壮飞通过何种关系进入中统，难以确知，有说是因主办西湖博览会结识徐恩曾，有说是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配至中统，总之在三十年代初，徐恩曾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时，钱已成为徐的亲信担任其机要秘书。
时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指派李克农与钱建立联系。李由钱的介绍，也打入调查科，派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另一“杰”胡北风，则在调查科天津机关电台任职，就这样，一条直达国民党中央机关情报线建立完成。自此国民党中央党政军情况、其时国民党围剿江西苏区的军队动向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了共产党手中。钱壮飞情报通过上海李克农，转中共中央机关，再转往江西苏区，共产党军队打破国民党前几次围剿，与钱情报不无关系。
钱壮飞等人的最大贡献，还是在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及时发出警告，使上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机关负责人得以及时转移。
顾顺章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并负责中央机关保卫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他从上海护送张国焘往鄂豫皖苏区，回程中在武汉被捕。顾被捕后即刻叛变，并要求立即面见蒋介石，因顾知道钱壮飞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卧底，故不愿向低层人员透露，顾还想向蒋介石建议，由其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中央。
武汉警方不敢怠慢，立刻用专轮送顾往南京。顾第二天早晨抵南京后才说出钱壮飞卧底事，可钱昨晚已从武汉紧急来电中得知顾叛变事，立刻发电上海中共中央机关，此时已离开南京扬长而去了。国民党根据顾情报立刻在上海抓捕，周恩来等人已安全转移，只抓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共产党另一损失，就是顾交代出当时已被国民党抓入狱中却化名蒙混的恽代英。倘若没有钱壮飞及时告警，周恩来等人肯定难逃厄运，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势将被全部摧毁。
顾顺章出面说服共产党“归顺”，当然不可能，蒋介石深知这一点，顾一自首也就失去在共产党内影响。蒋见顾一面，即交由中统“相机指导运用”。抗战前顾在中统中不得意想另投门庭，被徐恩曾借口杀掉了。顾所付的代价还不止此，为惩罚顾叛变，据说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将顾一家大小数口全部活埋，顾曾在上海大报上刊登捉拿周悬赏启事，这成为国民党攻击周恩来的一大口实，也成为许多同情共产党、崇敬周的人深感遗憾的事。
“前三杰”中，胡北风情况不清楚，李克农以后成为共产党保卫部门最高负责人之一。钱壮飞转去江西苏区后，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战死在乌江。
后三杰攸关大决战
“后三杰”为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主要人物是熊向晖。三人都潜伏在胡宗南部担任职务，熊向晖担任胡贴身副官、机要秘书长达十二年。
熊是清华学生，在学期间加入共产党。抗战之始，熊参加流亡学生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适逢胡宗南部在服务团招收学生，熊被胡亲自选中。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与申舰陈忠经三人就构成一张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最重要间谍网。
熊进入胡部时，正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时期，外敌当前，国共间虽常有摩擦暗斗，但究不是大规模兵戎相见，即使这样，熊还是送出不少情报。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时期潜伏，熊之角色就相当于国共对弈中共产党所下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果如周之所料，对外枪声刚停中原硝烟又起，抗日胜利不足一年，国共之间重开大战。经八年抗战，共产党军队已不复是当年“游击队”“土八路”，谁都能看出，此番开战，要么不打，要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了。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长期屯驻西北，已发展为拥有几十万军队的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方面大将。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自是胡宗南承之大任，连带着熊向晖也就真正发挥大作用了。
胡部进攻延安前，熊原已脱离胡部，受胡支助准备去美国留学，想不到胡“如同鬼摸了头”又将熊紧急召回帮忙，于是，进攻延安之计划部署悉经熊手转给了延安。兵马未动粮草未行，而一切却已为对手知悉，此仗焉能不败？于是，胡宗南虽占领了延安，却扑进了空城；虽有几十万大军，却找不到对敌之处之机，反被共方吃掉几个旅。毛泽东周恩来带领中共机关在山沟里转悠，近在咫尺的胡军却茫无所向。人赞毛泽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个百万大兵是应将胡军一起算上的。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三人的作用相当于三个师，从胡部受挫对大决战全局影响，共产党由此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再转为战略进攻来看，熊等人作用又岂止是三个师？
熊向晖“后三杰”间谍案，最后还是为国民党破获，可此时熊已在美国读了大半年书，远不可及了。由于胡宗南与军统的老关系，保密局并未声张悄悄压下了，却不敢不报蒋介石。胡宗南最后败退西昌，蒋却不许胡去台湾，直到参谋总长向蒋力争道：送一员大将给对方不符合指挥道德，胡才得以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蒋对胡的愤怒于此可以想见。事情还没完，胡到台后，陕西籍监察委员李梦彪领衔联署四十五人上文弹劾胡，这是国民党去台后的第一次弹劾案，指责胡带部队离开陕西是受匪谍虚声恐吓，虽未明写熊向晖事，却明指“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胡提出答辩，只是自保而作的勉强应付了，胡当然早就明白，熊向晖是潜伏身边的间谍，熊此时已从美国毕业直接去了北京。
胡宗南因身边渗入间谍不自知，蒋介石气愤得不让去台湾，蒋部下有人提出这不符合指挥道德。自熊向晖近年公开自己十二年间谍生涯，有人也提出熊的道德问题。
胡对熊可谓厚矣，自招熊在身边担任副官、秘书后，胡不但予以信托，注重培植，而且照顾其全家生活，多次为熊家人安排职业，最后并助熊妹与熊一同去美留学。有人愤慨难平斥熊不讲信义，致误老长官一生事业功名。当年同为胡之部属的张佛千为熊辩护，指出，熊参加共产党在先，到胡身边工作在后，要讲忠诚信义，熊只能是忠诚于共产党，“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熊向晖真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出色间谍，不但圆满完成间谍使命，立下卓著功勋，而且毫发未损全身而退，更且让对手出钱出国深造，最后又学有专成归队为共产党工作，直做到部长级高级干部。征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间谍能完成艰巨使命的，往往难逃暴露真相的危险，即使九死一生最后归队，一般也就此打入冷宫投闲散置，因为间谍一旦暴露真实身份，也就失去其利用使用价值。而熊之高段，竟然由对手出钱往美国留学，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共产党外交界。胡正如民间所谓：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
间谍战情报战，国民党也输了
在周恩来说词后，张治中曾有一番感慨，张说：以前只知道国民党蒋介石政治上、军事上不如共产党，想不到在情报战上，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不管真情还是虚应，张治中说的却完全是事实，国民党情报战也输给了共产党，而且输的还不是一点点。
对此，多数国民党人也认识也承认，而且将情报战的失败看作是国民党失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更有人将国民党失败完全归之于情报战、间谍战的失败，认为经济方面是由于孔祥熙、宋子文重用潜伏共产党人冀朝鼎，扰乱了金融政策；军事方面，则由于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秘密投共，将军事计划悉数透露给对方。
这一说法无论如何太过分，如果不是为自己或某些国民党派系集团推卸责任，就是见木不见林的浮泛之论，而且所依据事实也不对。刘斐亲共，以后更投共，但指其将大决战军事计划透露给中共不是事实，这是将后日行为妄推前此原因。即以指刘为“匪谍”最力的胡宗南参谋长盛文，也不能将胡部攻打延安失利推给刘斐，因为刘斐当时尽管是管作战参谋次长，对该计划却不得与闻，是蒋介石本人与胡宗南和他三人商定的。泄露计划的另有其人，盛可能为免连带责任不说熊向晖而妄诬刘斐。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失败，情报战、间谍战远不是决定性因素，国民党整个大局输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更输在民心向背上，情报战、间谍战只在局部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不管怎样，国民党的情报战总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共产党人都是情报战行家里手不消多说，周恩来是领导情报战老手，以上两次漂亮的间谍战可说都出于其直接领导和策划。可令人惊异的是，共产党其他高层人物对搞情报布间谍，似乎也都是行家里手，一点也不陌生。这里仅以三人董必武、朱德和刘少奇为例，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这三位共产党高层人物，与情报间谍一类事是扯不上关系的。
先看董必武。熊向晖在武汉被胡宗南亲自选中任用的当晚，熊即往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有事外出，这第一次谈话就由董必武出面与熊谈的。董首先向熊说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于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的考虑，未雨绸缪先走一步，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如果说这些只是董的转达，以下间谍工作的具体指示则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组织自会与他联系，不管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国民党内，为人可略骄，宁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谨慎，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最后，董让熊按时渡江回驻地，以后不要再去八路军办事处，也不必见其他人，这一次谈话，要管几年。
再说刘少奇。抗战之初，另一共产党人赵荣声在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身边任秘书。卫部驻扎山西，积极抗日，与陕北八路军友好，赵是卫从八路军处要来到身边服务的，但赵的共产党员身份则是秘密的。由于卫立煌放手，赵等人在卫部中模仿八路军做法，搞了许多宣传活动，并在卫部秘密建立了共产党支部。三八年年底，刘少奇从延安到山西找赵秘密谈话。
刘首先讲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约定不在对方党政军中建组织的约定，命赵立即将支部解散。然后对赵作出具体布置，要求赵停止组织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赵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刘给他们证明。刘更具体指示赵，要真正成为卫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要作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卫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以后不许找地方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办事处，有事刘会派人找赵，而赵不需要知道刘在哪里。刘最后往新四军工作临行前又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等等。
刘不愧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对情报间谍非常内行，对一切细小之处都不放过。当卫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党员时，刘不让他们去延安而去苏北新四军，刘认为去延安的人多复杂，年轻人又好吹牛，对仍在潜伏中的赵荣声等人不利。一位党员名叫陈其，刘认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产党人名字，亲自为其改名陈其五（此人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朱德此前也曾到过卫立煌部一次，对卫作正式拜访。赵荣声等人在卫部所作的抗日宣传工作本以为能得朱夸赞，想不到朱非常生气，与其作秘密谈话时朱大为光火，怒责赵这样搞法太明显，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于共产党人之手，朱指责赵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国民党发觉后连根刨掉。朱虽是行伍出身的总司令，对秘密工作却也有着缜密的头脑。
相关链接：顾顺章灭门案
尼克松在《领袖们》中写道，他过去也听过源于国民党方面的污蔑之词：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了。所谓“杀人”一说，根据就是1931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在上海指挥消灭了顾顺章家属一事。
顾顺章其人
顾顺章叛变投降国民党之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按照现在标准应属于中共上层最早的“腐败分子”。他虽出身工人，却参加过青帮并当过小头目，江湖气很重，因在罢工和上海武装起义中曾有过舍命打先锋的经历，加上受苏联那种强调工人成份的习气影响，被提升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夏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沪后，叛徒和暗探成为对秘密机关最大的威胁。此时顾顺章因熟悉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于是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用钱。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3、4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人的私钱一多往往就会惜命，顾某后来怕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竟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交给家属，交待如听到自己被捕就拿信找特务机关，以证明早有归顺之心。
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同时派顾护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武汉。在汉期间顾又姘上一个白衣女郎，因钱不够用便犯了秘密工作之大忌登台表演魔术，散场时被叛徒认出。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顾顺章马上表示愿供出全部秘密，可把中共中央一网打荆不过他怕特务机关卸磨杀驴，坚持只能面见蒋介石并得到生命保证后再讲。于是武汉特务机关一面向南京发电报告，一面用军舰押送顾顺章去宁。在中共中央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幸运的是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主管机要的人是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他偷偷截获武汉拍来的电文，通过“中共情报前叁杰”之一的李克农抢先报告了周恩来。在国民党和上海租界捕房联合大搜捕的前两天，中央机关实行了大搬家。不过顾顺章叛变危害仍不小，在武汉的联络机关人员都遭捕杀，在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和森都被出卖而遇害。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于是，由周恩来、康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秘杀之时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至于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再抽烟。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破坏，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