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言论自由和其它民主权利。六月初，军队开入，血洗天安门广场。”，但二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对这场大屠杀和学生抗议活动的回忆胜过了中国人自己。”《南德意志报》以这段话谈起了1989年民主运动在今天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自三十年前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城里人多一些，农村居民少一些。但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对民主、对藏人的观点都不感兴趣。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今天不再会有家人因飢饿死去;不批评政府和行政部门的人，除了受到地方腐败的干扰以外，可以安心做生意。
毛的文化革命时期则完全不同，许多中国人对1966至1976年这段时间有糟糕的回忆。文革初期，有教师被活活打死，原因之一只是因为他们掌握英语。今天，没有人再多谈这些事情。那些父母有良好收入的年轻人对音乐和电脑游戏的兴趣超过了政治和历史，并不令人奇怪。世界其它各大洲的同龄人也一样。
去年，面临奥运，政府向西方的告诫做出让步，放松了对互联网的检查。今年年初以来，一些网页又被封闭。但对政治感兴趣的中国人仍然可以知道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互联网极其广泛机动，使得政府无法控制信息的流动。今天，互联网的多样化使中国政府防不胜防。”
中国五名大学教师和记者编写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号召国人坚决保卫中国的”历史使命”，”用剑维护中国的利益”。《法兰克福汇报》向读者介绍了这本书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的反应：
“报纸评论和互联网论坛上的主流声音认为，这本宣言一无是处。一位批评家把这本书称为’极其昂贵的卫生纸’。其它人认为，书中所谓’西方是纸老虎’的说法没有内容。
南京的英语语言文学学者景凯旋在富有影响力的广州《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评论说，’此书的作者脱离了一切现实和逻辑。他们象是在空洞无物地自说自话。他们想把一切归结于别人的阴谋。却使自己处于愚蠢可笑的境地’。与许多其它批评家一样，景开轩猜测，写这本书的动机是金钱。他感到遗憾的是，不得不与这种’商业化民族主义表演’打交道。
这本书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上，一旦出现社会矛盾激化，这种情绪就会爆发。但现在我们很难估计，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流传范围有多大，活跃的程度如何。但我们毕竟可以看到，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公众中明显遭到了反抗。”
编译：王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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