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事日益升级，由一个简单的边界冲突演变为地区性的战争，使得本来是热点的中东地区更如火上添油。
对中东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以黎之间的战火只是表象，因为有太多历史的、宗教的、经济资源的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掺和在里面；而人们也不难从交战双方看到他们背后若隐若现的其他国家忙乎的身影。
对远在地球另一面且移民构成复杂的加拿大人来说，除了比一般国家的人更为地关注战事进展并有不断的抗议示威活动之外，由以黎冲突引发的撤侨行动尤为引人注目，并且使得主流社会开始重新审视加拿大实行了好多年的双重国籍政策。
中东战事引发双重国籍问题
《多伦多太阳报》专栏作者Peter Worthington 的评论也许代表了部分加拿大人的观点。
他在一篇题为“Convenient Canadians”的文章中指出，尽管媒体连篇累牍地刊登黎巴嫩裔加拿大人抱怨加国政府行动迟缓，批评政府反应不快、撤侨不力，但也许人们不知道的一个残酷事实是：在一个人口3百多万的黎巴嫩，竟然有5万人持有加拿大护照！换句话说，在黎巴嫩的加拿大人比整个加国军队士兵的总数还多出一倍！而这些人既不是在那边出席婚礼，也不是与家人短暂团聚，更不是游览胜地黎巴嫩的观光客，而是地地道道的黎巴嫩人，他们在那里工作、生活、盖房子、养小孩，与本地居民唯一的不同是他们手中多一个本本———暗蓝色的加拿大护照。
Peter Worthington颇带情绪地说，这些人既没有为加拿大的经济做任何事情，更没有象加国居民老老实实地每年交纳税钱，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还是加国公民，可是一旦居住国出了麻烦，他们完全不找黎巴嫩政府，而是首先向加拿大政府求助，这边要是行动稍稍迟缓了一点，他们便牢骚满腹，怨声载道。
虽然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责任上，加拿大应该作出反应并保护本国侨民，但全部开支均由政府买单似乎对全体加国纳税人并不公平。
对此，Peter Worthington直指问题核心是加拿大的双重国籍政策。
他认为这个政策不仅在突发事件时将政府置于十分不利境地，而且包容了恐怖分子和罪犯，使得加拿大不能将证据确凿的对社会有害的有关人员进行遣返，特别是那些来自中东地区的移民；加拿大法院无视加国民众的意愿，甚至给盖达组织头目的家属签发护照，即使这个家庭成员自己都承认曾经在阿富汗枪杀过美国军人。
最后，作者主张如果一个移民想要成为加拿大人，他或她应该放弃出生国家的国籍，也只能拥有一本护照；唯一的例外是加美之间：由于地缘、传统及文化上的接近，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可以同时拥有彼此的国籍。
显然，这位专栏作家的观点是偏激的，更是华裔移民所不乐意听到的。
据加拿大普通话华人联合会与多伦多信息港在2003年10月所做的一项有关双重国籍网上民调， 参与调查的1888名大陆移民中近93％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双重国籍，允许中国移民在加拿大入籍后保留中国国籍。
其实，与海外华人的强烈期盼相呼应，近几年的中国人大与政协陆续有人提出议案，要求中国政府修订《国籍法》以适应世界潮流（有资料表明，全世界目前有70多个国家承认或接受双重国籍），让身在海外的中国人能够拥有双重国籍。
但无论是已经实行双重国籍的加拿大，还是正在热议之中的中国，在双重国籍的问题上似乎都存在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的利益冲突，而国家本身的特征又使得这个冲突具有不同的含义，也使得各个国家或是个人面对某种程度的困境。
国家安全vs个人忠诚
国家安全一直是实行双重国籍体制必须考量的因素，但这一因素在911之后又增加了多得多的分量。
西方国家，即便是在国际社会享有宽容与平和美誉的加拿大也不例外地遭遇到这一困境，恐怖分子不论是输入移民还是本国土生土长的新生代均成为一个国家安全的心头之患；而具有双重国籍的恐怖嫌疑自然更具威胁。
这也是为何部分黎巴嫩侨民被加拿大边境局挡在国门之外的原因，而拒绝一个本国公民显然比拒绝一个持枫叶卡的移民或观光客要困难得多，国家也要承担更高的风险。
退一步讲，即便没有被列为恐嫌名单的大陆移民，未尝不因为恶人告状而蒙受不白之冤：前些时加国外长和总理就相继在公开场合不顾情面地提到加国有近千名来自大陆的间谍。
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居心，但此话出自如此政府高官之口既使人很受伤害，同时也揭示出国家安全vs个人忠诚的现实困境。
反观我们移民自己，即使放弃了中国国籍，我们不妨扪心自问：究竟对这个曾经向往的，现在居住、工作和生活的、我们为之欣喜、懊丧且流泪的枫叶之国有多少发自内心的认同，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摆得上台面的“忠诚”？
个人忠诚是个特别微妙的问题。
从世界杯足球赛我们既看到了齐丹以头顶人的“壮举”，也看到多伦多球迷为出生国胜败所表现出的疯狂，尽管这恰恰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亮点，不足以作为测量移民“忠诚度”的仪器，但多多少少让人嗅出加拿大移民在“爱国”与忠诚问题上的困境。
更好的例子则是接连不断的反以色列抗议示威：来自中国的移民恐怕很少加入这样的游行队伍，而从电视画面来看，支持黎巴嫩和支持以色列的加国居民已经在那儿怒目相视，只差大打出手了。
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中国的情境来考察，情形可能更为复杂。
尽管海外华人的一腔爱国热情可钦可敬，但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30年前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的、被打击得最苦最惨的就是那些具有海外背景的、或即使有些“海外关系”的人士。
一个更让国人担忧的问题是，要求双重国籍的可不仅仅是多伦多的几千或几万大陆移民，《国籍法》修订之日，就是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海外华人从法律上获得双重国籍之时！中国的地缘政治可没有加拿大这么单纯，大陆外部有台湾、日本、东南亚、印度，大陆内部则有时不时闹点事情的几个少数民族地区。
我们移民有自己的诉求，中国国内也要从国家层面来考虑安全问题。
大道理且不说，笔者一个同学在北京一个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研究部门工作，我几次到北京电话联系上后该研究员都是面上敷衍，实则拒不见面，；最后问另一同学才一语破天机：因为我是加拿大居民！
国家负担vs 个人福利
加拿大为移民国家，不少人怀着在加国辛苦几年，哪怕做牛做马也要弄个“入籍”拿个“公民”再打道回府的“企图”；有人干脆将其戏称为“坐移民监”。
中国人如此，看来其他国家的人也笨不到那里去，5万黎巴嫩裔加拿大人就是一证；飞来飞去的“太空人”是另外一证。
笔者无意对此说三道四，这也是加拿大移民政策的亮点之一；但亮点背后不是没有阴影，这个阴影部分就是当久违的拥有加拿大护照的公民们有朝一日返“乡”养老之时，无疑会造成加国极大的经济负担。
加拿大本来是个出生率越来越低的国家，本身都为养老金、医疗轮候大伤脑筋，如果这些返“乡”者在某一时段大量涌入，将对加国的养老体系，尤其是医疗护理造成很大压力。
再看中国，别的不说，中国高层最近决定限制外籍人士买房即是一例。
这个决定本身的是非姑且不论，但在国外挣钱然后到国内购物虽然海外华人十分乐意，但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不可小觑。
既有外汇差价的问题，更有国内外收入差、经济与消费差起作用。
假设海外华人拥有双重国籍，这个所谓的高层决定几乎成为一纸空文。
尽管这对海外华人个人有利，但对国内更大一个群体而言则未必有利，而这显然涉及国家管理层面的问题。
更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也将会随之而来。
买房不过是最近也最显眼的一个例子而已。
国家法律vs 个人自由
从法律层面看，这是个最难把握与控制的困境。
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司法体系的不同造成国家之间在司法解释、审理程序以及判罚轻重方面的极大差异。
同一行为在一个国家违法，在另一个国家则不违法；同一行为也可能在一个国家要受重罚，而在另一国家则只会受到从轻处理。
最好的例子也许是赖昌星：若按中国法律，赖昌星必判死罪无疑，而在加拿大，赖先生仍然赖在这儿，几乎是逍遥法外，毫发无损。
迄今为止，为中国法律所不能容忍的赖昌星却仍然在加国享受充分的自由和温哥华的阳光。
假设中国认可并实施了双重国籍，不知这官司该怎么打？再假设赖昌星具有中加双重国籍，是否还会演绎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有关赖昌星的故事？再如蔡川杀妻案，没有双重国籍反而使得案件的审理更为简单：尽管加拿大方面一直要求将案件在加国就地审理，但中方坚持提出蔡川尽管有个英文名字叫Charley，但他本人毕竟拥有中国国籍，使得加拿大方面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要求，也使案件的审理更为顺畅。
国家法律vs 个人自由的问题似乎涉及特别广泛，也有太多值得讨论的东西。
篇幅所限，还是留给专家或是感兴趣的朋友吧。
从上面的分析，字里行间仿佛笔者是个双重国籍的反对派。
其实笔者何尝不想弄个双重国籍来往自由且两头沾光。
只是从中东战事及撤侨事件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同时发觉情况好像不是我们海外移民的“一厢情愿”那么简单。
笔者目前想说的是，如果说加拿大的双重国籍问题是由于突发事件而引起关注，那么中国是否会进行立法修订让广大海外华人如愿以偿似乎涉及到更多且更复杂的深层问题。
(吴楚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