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春青画中国有句古话：“人离乡贱”，过去，走出乡村是一种离愁，如今不少华人放弃了国内不错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远赴重洋到海外从社会最底层开始谋生。
在美国，就有这么一批中国的大学教授放下身架，当起了保姆。
她们在美十分低调，难言之隐使她们成为隐姓埋名的一族，只有至亲好友才知道她们在国内辉煌的过去。
《环球时报》的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走进了几位“教授保姆”的生活。
黎华与她的3个美国东家
上世纪90年代初，50多岁的黎华移民来美。
出国之前，黎华是北京一所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出色的教学水平和优秀的科研成绩使她小有名气。
然而来到美国后，她的学识派不上用场，英文口语又不好，年纪也大了，一直都找不到工作。
一天，职业介绍所告诉她，一对华裔老夫妇家里需要一个保姆，不需要懂英文，问她去不去。
一听说是去当保姆，黎华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我在北京的家早就请了保姆，好歹我也是个教授，怎能沦落到当保姆啊！”但她转念一想，在美国总要赚钱过日子，而且这里有谁会知道自己是教授。
她一咬牙，就接了这份工作。
黎华的第一个东家是一个来自台湾的70多岁的国民党退役中将，他的妻子当惯了阔太太，虽然只有两个老人吃饭，但每顿饭都要有8个菜以上。
不说洗衣打扫、整理家务，光是一日三餐准备8个菜，就让黎华忙得团团转。
刚来的头几天难免会手忙脚乱，挑剔的女主人就站在黎华的身边，双手叉腰，两目圆睁：“怎么这么慢！”黎华感叹道：“真是一下子就像回到了解放前，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
”她忍气吞声坚持了下来，买了一本中国菜谱，边学边做，变着花样准备饭菜，终于让挑剔的女主人露出笑脸。
但黎华的当务之急是学好英文，在华人家里没有英文环境，她决定换个东家。
新东家的主人是住在曼哈顿富人区的一个白人律师，黎华的工作除了管理家务，主要是照顾律师80多岁的老母亲。
老太太很喜欢吃黎华做的中国菜，每次饭后都会对黎华说上一连串的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谢你)”，可是当黎华给她端上咖啡，想陪她聊聊天，练两句英语时，老太太就不客气地说：“Stay alone。
”几次下来黎华才明白，老太太是让她独自待在屋里，说得不客气就是叫她一边待着去。
黎华的心凉了半截，在这个看似平等的美国家庭，你常常可以听到主人对你说谢谢，而这个谢谢却非常廉价。
几个月后，黎华谢绝了老太太和律师的挽留，又换了一家。
第三个东家是离曼哈顿30多公里的白人家庭。
在这里，黎华每天要做一家四口人的饭，还要清扫豪宅里的十多个房间。
主人有洁癖，全家人的衣服、床单、被罩每天都要换洗，仅此一项就够她忙得晕头转向，加上其他家务，她“每天像一台机器一样不停地干，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晚上倒头便睡，更别说学英文了”。
一次周末，东家要在家里请20多位客人开派对，让黎华一个人准备膳食，她根本不可能干完，就炒了东家的鱿鱼。
当我独自登上回纽约的火车，望着头上的蓝天白云，突然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
如今，黎华用当保姆挣来的辛苦钱在女儿的资助下开了一家店，当上了小老板。
她常常帮助初到美国的新移民，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
如今她已到了退休年龄，享受着美国的养老金和健康保险，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
余筠照顾3个小孩3条狗
采访中，记者发现当保姆的中国教授有3种类型，一是过渡型，像黎华一样，当保姆是找到新工作前的过渡；二是临时型，利用来美的一年半载当保姆，挣点美元带回国；三是持久型，长期当保姆，直到退休。
余筠就属于临时型。
她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北京一家研究所做研究员。
年近45岁的她获得签证来美探亲，期限一年。
她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白人家庭要招聘会英文的华人保姆的广告，余筠动心了，前去面谈，东家对她十分满意，当即录用。
她的东家住在纽约长岛海边的一栋别墅里，雇有3个保姆，一个负责做饭、一个负责整理花园，余筠则负责3个上学的小孩的接送和孩子课后的看管，另外还要照顾3条狗，其他时间打扫3层楼的卫生。
小孩和狗还好，最累的是清理房间。
”东家的别墅为了采光好，大的玻璃门窗有十几个，主人要求玻璃门窗随时保持光洁明亮，一个指印也不能有。
余筠告诉记者，每天光是擦玻璃就要花费她两三个小时，再加上擦所有的地板和清洁6个卧室，工作的艰辛可想而知。
余筠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星期工作5天半，周薪350美元，管吃管住，超过8小时另外付加班费。
两个月后，主人对余筠的工作很满意，又将薪水提高到周薪400美元。
一年后，余筠怀揣着辛苦打工挣到的1.5万美元返回了北京。
安娜当保姆都是为了孩子
安娜是陈薇的英文名，她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世纪90年代初，安娜作为访问学者来到美国，为了一对子女能来美上学，安娜留了下来。
由于一直没办好工作许可，安娜干保姆一干就是10年。
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安娜承认，当保姆后，自己很长时间都有心理障碍，对谁都不透露自己是北大的教授，怕给北大和家人丢脸。
但时间一长，她也想开了，为了能在美国生存，更为了一双子女能来美读书，她豁出去了，“在这儿靠自己的劳动挣钱，不偷不抢，没什么丢脸的”。
与别的保姆相比，安娜是幸运的，她碰上了一个好东家。
主人是一对通情达理的美国老人，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安娜虽然每天都要照顾老人饮食起居，做很多家务，但老人并不挑剔，而且和蔼可亲，慢慢去除了安娜的精神压力。
时间长了，她与主人相处融洽，好像一家人。
一年后，主人给她买了医疗保险，此后每年都给她涨薪水，还有两个星期的休假。
每年老人去佛罗里达度假一个月，也会带上她。
安娜的收入成了家庭最大的经济支柱，她供儿女们读大学。
直到孩子们来美读硕士时，才知道自己的教授母亲为了他们竟含辛茹苦当了10年保姆。
他们抱着我痛哭，发誓一定尽快完成学业，让我过上好日子。
”
安娜对记者说，现在，像她这样在美长期当保姆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为数不少。
据她所知，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及全国其他地方，其中有教授、学者、医生、音乐家、舞蹈家……对于他们来说，不为人所知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本文人名均系化名；作者为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