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天安门学运至今20周年，中国社会已经历了大转变，但平反六四的日子仍难以预见。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骆思典（Stanley Rosen）对多维社说，比起20年前，中国政府更懂得管理公众，但由于政府高层无法从平反六四上获益，因此他们也没有理由再把这个议题带上台面。
美国南加大（USC）东亚研究中心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若把中国高层的态度与六四事件刚发生后做对比的话，现在的态度可说比较软化。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还有得到公众广泛的支持，他们（中国政府）多了很多的自信，而年轻一代看起来对六四不感兴趣，很多人也不谈论，虽然这是可以改变的，例如赵紫阳回忆录的出版就引发话题，但比起以前，他们比较不担心了。”骆思典说，虽然中国政府仍不希望引发六四的讨论，但对于“平反”这个在过去令他们担心的议题，现在变得不太担心。
因此，骆思典认为天安门平反的日子还无法预见。“很明显地，这取决于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世界其他地方又发生什么事，只是现在还没有平反的迹象。对领导层来说，无法从平反中获益，只会引发问题，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会说还不能平反，只有在领导层发生分歧的时候、有人说他们可以从平反中获益的时候，才有可能。”
不过，骆思典对多维社说，中国领导层已经不再把六四事件视为一个问题，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再将此议题带上台面。“现在这个时候，显然还有很多与六四有关的人，比如天安门母亲、曾经经历过事件的人，他们能将这事再度搅动起来，但不会是一个能激起骚动的议题，因为这件事没有那么多的‘愤怒’。”
骆思典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就是藉由激起愤怒动员人们，而和六四相比，只要看看中国的其他事件，就能发现滥用职权等议题更令人愤慨。“例如前几天《人民日报》上，人们谈论最近两个事件，一个是在卡拉OK工作的女性（邓玉娇）刺死强迫她性交易的官员案，另一个是杭州的车祸（市政协副主席的儿子赛车撞人致死案），公众对高层子女任意而为或是滥用职权的人非常愤怒，这都是中国目前的愤怒所在，是能导致事件爆发的愤怒，而不是天安门这种发生在很久以前的议题。”
另一方面，中国高层如今也了解到，面对公众时，内部必需有凝聚力、抛开分歧，也应及早掌控情势。“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面向，一个是凝聚力；问题可能会来临、可能会变得严重，如果这个问题在领导层中造成分化，后果很严重。另外，社会主义、社会稳定方面也很重要，在事情变严重前，应早一点掌握公众的目光。”
这20年来，中国社会也发生许多变化。骆思典指出，六四后中国政府重塑政权的合法性，一方面带动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必需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这两件事也是为了在1989事件后重塑合法性。一是崛起，利用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力量让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二是财富，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你看1989年之后的情况，他们曾在寻找合法性上一度遇到困难，特别是没有人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但他们后来做得很好。”骆思典对多维社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谈论中国的时候，会觉得他们迅速复苏，只是在民主方面仍未改善。 “如果你看一些中国的调查，当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被问到西方的分权制民主时，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因为他们也希望寻找某些能整治中国贪腐或权力滥用的方法。”骆思典说。
因此，骆思典表示，有的事情仍存在，仍会引发愤怒，但若是谈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让中国崛起，中国政府做得很好。
不过，这不代表中国的政治形态毫无变化，相反地，骆思典认为政治上的改变不断发生。“它正在进行，只是不一定会到达哪一个层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决策，公众观点也变得更重要。”
骆思典对多维社说，中国政府从1989年的事件学到很多，在管理公众时也更成功，例如让人们更有机会出国、也带进许多外国文化。“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从 1994年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也开始有夜生活，卡拉OK店、夜店，他们改革了很多方面，自从1992年冬天邓小平南巡开始的改革计划，引进大量的投资者后，与1989年相比，现在的中国已经很不一样了。”
骆思典说，六四时的学生推崇西方、严厉批评自己的政府，一部份原因是政府封锁西方的消息，现在，虽然政府仍试图封锁很多消息，但也开放了许多讯息，不只更了解西方、也更了解自己，这些都让中国从中获益。
骆思典研究比较政治、中国政治、东亚社会、政治教育等。骆思典为美国政治学会、亚洲研究协会成员，曾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编着有《21世纪中国国家与社会》、《中国电影艺术、政治与商业间的交互作用》等多本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