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的华人记者张丹红的职务变动，正在中德舆论界闹得满城风雨。因为“政治不正确”而遭遇“停职”，继而又被老东家更正为“暂停播音”。接下来“德国之声”的“调查”该如何演变，人们正拭目以待。
在欧洲部分媒体“反华”的背景下，很多中国记者和留学生，都在力所能及地向欧洲人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
“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因“亲华言论”被停职一事传到邻国首都巴黎时，上海《文汇报》常驻巴黎记者郑若麟有些惊讶。此前的8月26日，他刚刚撰写了一篇题为《奥运落幕，中国重新成为攻击目标》的博客。但他没有想到，德国媒体会以“停职”的少见方式，这么快、这么直接地表达出对“中国声音”的不满和忌讳。
尽管有点意外，但有着近二十年驻外记者生涯的郑若麟，对西方媒体一贯秉持的“中国偏见”却早已司空见惯。在今年西藏“3·14”事件后，郑若麟频繁地出现在法国电视台的各类辩论节目中，为“中国真相”大声疾呼。在海外华人眼中中，这位常常“以一对四”、“不时被主持人打断”的中国辩手已然成为了法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符号。
常常“以一对四”的郑若麟，成为了法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符号。(郑若麟 提供)
歪曲报道蒙蔽法国人
1990年，郑若麟开始驻巴黎采访。他从20岁时学习法语，在他的父亲，著名文学翻译家郑永慧先生的影响下，对这个推崇“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非常向往。但真正身临其境后，郑若麟发现，法国人其实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朋友并不友好。
“他们总是表现出一种傲慢。”郑若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水平尚不发达，于是中国记者并不受法国人尊敬，自己的采访就经常遭遇“闭门羹”。
十年后，当郑若麟二度被派驻巴黎时，采访环境大大改善，有时甚至是“法国的部长自己找上门来要求采访”。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开始让西方感受到“威胁”。
郑若麟看到，当包括法、德在内的欧元区面临经济、政治和社会种种困难之前，主流舆论往往认为它们的体制是“最不坏”的。“然而，当中国连续数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西方对自己的自信逐渐产生了怀疑。这对西方主流思潮来说，是极具震撼的。”郑若麟说，当西方无法从经济上指责中国的发展时，媒体便摆出了“道德教训者”的姿态，打着“民主”、“人权”等旗号，对中国横加指责。
郑若麟表示，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的“人权”和“民主”始终是“政治不正确”的范畴。而时至今日，虽然法国人对中国一直兴趣盎然，但西方媒体的报道往往令法国大众无法真正了解中国。
不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郑若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机会。他用法语在一些法国报刊和网站上撰写有关法国大选和政治的评论文章，其新颖的观点和精确的判断首先让法国同行们注意到了这位见解独到的中国媒体人。
“我要讲出真相”
2008年3月19日，法国电视五台国际频道主编茜尔维·布蕾邦邀请郑若麟参加23日一个类似时事辩论会的《报亭》节目，布蕾邦事先提醒郑若麟：“这次你要小心了：我们要谈拉萨骚乱，要谈日渐叫响起来的抵制奥运的建议。”
郑若麟深知，按照法媒“谈中国必然负面”的传统，自己上节目一定是被当作“靶子”，一旦发表支持中国的言论便被“千夫所指”。但是，自3月14日西藏发生“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来，明明是“无辜群众在拉萨骚乱中被极少数暴徒残杀的事实”，却在法国媒体上变成了“中国军队残酷镇压”，而达赖喇嘛更一跃变成了在中国受到迫害的“圣人”。郑若麟咽不下心中这口气，他想，一定要将“拉萨真相说出来”，擦亮法国民众的眼睛。
于是，在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郑若麟“以一敌四”，接受其他记者的轮番“围剿”。对“中国军队镇压藏民”的指责，郑若麟义正辞严地驳斥：“这是汉人遭到少数犯罪分子的残害！为什么不公布法国游客奥雷利在博客里详述的3·14目击记？”尽管屡次被主持人打断，但郑若麟坚持着将“暴乱者杀害平民”的真相陈述出来。“我坚信，全球电视观众未必都是‘政治正确’的信奉者。”他在节目中这样说道。
节目做完后，《报亭》主编向郑若麟转发了来自加拿大电视观众的电邮：“今日‘报亭’节目甚佳……赞赏那位中国记者。”“他以他的方式向我们证实了，如果我们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的话，我们必须在对任何事务提出批评之前，首先要深入了解相关事务，理解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事件的所有细节……”
之后，郑若麟又陆续参加了《巴黎无圣火》等多次电视辩论节目。在辩论现场，他利用有限的时间，言辞犀利地痛斥“藏独”分子在海外袭击火炬手的罪行和西方媒体的对华歪曲报道。“你拿得出证据吗？”郑若麟经常令信口说白话的对手哑口无言。
郑若麟在法国电视台上的精彩表现，受到了法国华人与留学生的热捧。几次辩论下来，郑若麟都能从网上看到他的发言全文。很多华人致电感谢郑若麟：“你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4月27日，郑若麟再次参加《报亭》节目时，收获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惊喜”。节目中的4位外国记者都支持中国办好奥运，并对部分西方国家借西藏问题攻击中国非常不以为然。后来，这些记者私下告诉郑若麟，他们多次看他的节目，正是通过郑若麟的观点，他们才发现了事实真相。
“张丹红不会是最后一个”
越来越多的法国友人及同行的支持，让郑若麟备感欣慰。不过，在他看来，要想使西方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郑若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在西方，新闻自由除了受法律限制外，还受到另一道红线的规避，即“看不见的‘政治正确主义’”。“比如，达赖在法国就被划入了‘政治正确’的红线之上。于是，对达赖的报道就只能以‘正面’为主。达赖到法国遭到抗议示威的新闻，在法国主流媒体上不见一字。”郑若麟说。
他认为，德国媒体如果仅仅是长期对华偏见的话，应该欢迎张红丹的“纠偏”之举。而“停职风波”恰恰说明，客观报道中国在法、德等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变成“政治不正确”的范畴，因此，谁客观地报道中国，就有可能遭到压力，甚至被封杀。他说：“张丹红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郑若麟眼中，法国媒体之所以邀请他参加辩论节目，不意味着法国舆论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相反，他们只是需要有不同的声音，来使他们对中国的报道显得‘客观、全面’。”郑若麟说。
“我和其他出现在法国电视台的中国人仅仅起了有限的作用。”郑若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但我们的观点却在影响着一部分人。一个特别需要强调的现象是，看过我节目的法国人，很多都支持我的观点。我想，这就是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