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网（Creaders.net）江流综合报道：愈来愈多证据显示，独裁的制度确实有损经济，中国经济飞速成长40年后，正步入令人失望的时期。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网站题为《中国经济何以救不起来》的文章写道，日益独裁的中国政府正做出种种错误决定。原因之一是，经济成长不再是优先要务。
台湾经济日报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她对美国经济能达成软着陆愈来愈有信心。相形之下中国经济前景暗淡。但耶伦认为中国决策者依然有空间可扩大支撑经济， “如果他们决定有必要采用的话。 他们进行了以我看来可能相对较小的货币政策调整。”
闭门着急
目前，中国当局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松绑对房市限制，但不愿为消费者推出广泛刺激方案或迅速降息。中国官员与经济学家召开了10余次闭门会议，弥漫着“焦虑”气氛，但习近平无意采纳意见，一人之治拖累了中国经济。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早在今年6月份，中国高层官员对经济的紧迫感已经持续增强。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从最高经济规划机构到负责财政和住房的部门，至少与经济学家举行了10几次闭门讨论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其中一名6月间参加2次会议的经济学家说，可以感受到房间里的焦虑气氛。 受邀参会专家的共识是，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刺激经济成长。但是，在之后的几周里，几乎没什么动静。
习近平看来不愿意采取这些举措。 知情人士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习在意识形态上倾向紧缩政策。 习近平的态度让人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已把首要任务，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向国家安全等其他问题。
资料图：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继续执政五年
美国克雷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兼季刊“中国领导人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编辑裴敏欣称，习近平的集权引发了一场毛泽东去世引发纷乱之后、自1978年以来所未见的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危机。 裴敏欣呼吁习近平下放更多权力，以重振经济活力。
自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长达数十年的繁荣，并引入了集体领导制度以防止一言堂，但习近平打破这种传统，巩固了他的一人统治，强调中共对国家治理各个方面的全面领导。
资料图：中国基建
美国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接受日经亚洲周刊访问时说，习近平的核心圈子大多数是党的官僚，而不是知道如何重振疲弱经济的技术官僚。“他们对国际贸易、国际财经等所知很少。 他们大多数是党的官僚，专长于意识形态… 宣传。 ”
要习近平放权
现在，中国国务院若要采取任何重大政策举措，需要得到习近平的首肯，这与前些年的情况不同; 以往国务院和作为国家二把手的国务院总理，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由习近平钦点的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今年上任国务院总理，一些投资者和企业家曾认为，北京方面可能会向更加亲商和支持经济成长转变。 但李强和他的团队对于习近平的“政治挂帅”议程鲜有违逆，许多人的希望也自此破灭。
法广报道说， 有分析指出，李强与其前任不同，他是习近平的亲信，因此他的权力完全来源于习近平，他做一切都唯习近平马首是瞻，这一点连李克强行事说话的余地都没有。 正因为是亲信，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行动。
经济增长受挫正在侵蚀习近平盛气凌人的指挥者形象，并可能对他执政十多年来的议程构成最持久、最棘手的挑战。纽约时报说，在习近平确保中国崛起的战略中，中共牢牢控制经济，引导它走出依赖房地产和低端制造的旧时代，步入由创新和消费支出驱动的新时代。如今随着这个战略面临压力，他也许不得不放弃某些控制。
习近平政府现在面临一大堆乱糟糟的艰难选择。近年来，习近平曾试图通过监管打击来控制私人资本，对被指控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大型科技公司进行打击，对“资本无序扩张”发出警告。现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也许不得不对民营企业家和投资者开放新的行业。
“这是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时刻，可以说是对习近平政府最缺乏信心的时刻，”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牛犇(Neil Thomas)在接受采访时说。“对中国经济来说，情况越糟糕，习近平做出某种方向性调整的可能性就越大。”
归咎于习近平
“习近平喜欢控制，但这些改革中有不少意味着放弃某些控制，”科恩集团高级顾问阮大为(Dave Rank)说道，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使团副团长。
中国经济最近的麻烦让许多老问题凸显出来，在国内引发了对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政策方向的讨论，尤其是他扩大国家对经济控制的做法。
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的人认为中央集权制的政策正在把中国带入死胡同。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在网上转发香港退休商人刘梦熊写的一篇题为《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的文章，将中国经济的问题不直接言明地归咎于习近平。
不过，至少从目前来看，习近平似乎无意做出任何重大改变。法国外贸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Alicia García Herrero)表示，中国领导人不希望人们有中央政府将为大家兜底的想法。
但不介入的做法也许不可持续。中国税收的大部分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地方政府，尤其是许多较贫困地区的地方政府，可能需要中央政府接手它们的部分债务或者直接承担扩大社会服务所需的更多资金。
“中国的财政改革想实现必须之事，需要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艾西亚说。“讽刺的是，我们批评他权力太大，但在某种程度上，完成这件事需要他有更大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