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昌星模式是小商人与大权力结合，借国有资产投资，幕后受官员保护。
周正毅、张荣坤、吴明烈都是踏着赖昌星的脚印前进。
自北京有关部门在上世纪末成立“四二零”专案组、主角赖昌星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出逃加拿大，至今七年过去了，北京方面一直难以将他缉拿归案，所有的努力都被加拿大现有的法律阻挡。
不过，赖昌星当年从一个农村的穷小子摇身变为大款的致富模式，却并没有随赖昌星出走而消失。
这些年来，一些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主、小经营者可以一夜暴富，几乎都和赖昌星一样，靠着权贵、傍上政要，拿国家及老百姓的利益，肥了自己的口袋。
当然他们也会对那些要员投桃报李，背后编织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网络，成为一个一个“特殊利益集团”。
赖昌星的致富模式就从一名小卒开始，在短期内翻云覆雨，他与权力亲密，也敲开军方的大门，利用军方和政要的特殊关系，铺开赚钱的红地毯，自己也成为横跨政商两界的特殊人物，红极一时，成为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的常客。
他甚至可以动用军人为他走私开方便之门，用国家的资源构筑私人的致富之路。
赖昌星走出的这条“致富”路，并没有随着他在国内的事业轰然倒下而终结，追随者前仆后继络绎不绝。
这样的敛财模式还可以从二零零三年被查处的上海首富周正毅的金融诈骗案得到印证。
当时就可以看出，周正毅就是利用官场的关系，在上海一些大官的保护伞下，行使空麻袋背米的方式投入房地产。
被称为“上海首富”的周正毅夫妇，十二年前只是一家“阿毛炖品”的小店主，短短几年的时间发家致富，坐上中国富豪榜第十一位，起家就是“借用”国有资金炒股，后来在两年内接连收购香港四家上市公司，所用的资金都由中资银行提供，涉及金额达几十亿元人民币。
周正毅摇身变为首富，完全是由国有资金打造。
二零零三年，周正毅案被定性为金融诈骗，涉案的一批上海干部被查，但最后被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人保下来，仅以虚假注资及扰乱金融秩序判罪。
而同案的前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刘金宝则被判无期徒刑。
从这次上海社保弊案就可以看出，这些涉嫌严重违纪的各级干部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掌管的国有资产以权谋私，并一改接受贿赂小额的权钱交易，出现的是权力资本结合的更大犯罪，与赖昌星当年的贪腐模式异曲同工。
张荣坤本来也只是一个苏州的小企业家，混到上海傍上京官夫人，就此打开财路，用社保基金铺路，再转而收购高速公路项目，自己根本不用投入，坐享其成大富豪的荣华富贵。
更搭上政治直通车，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踏上了可以有更大机会敛财的政商平台。
表面上看，腐败官员违规将资金借给无名商人投入到一些项目，至今投资项目仍在，国家及老百姓看上去没有损失。
但这是以国家的资本、老百姓的血汗钱来包装超级富豪，制造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神话。
他们用公有的钱去赚国家的钱，用老百姓的钱去赚民众的钱，赚来的钱都塞进这些利益集团的口袋，等待时机再作分配。
在转型时期，这是一种官商勾结、官官勾结、商团合作造富的“新创意”，比起早年行贿搞批文、收取红包拿回佣要高明且更容易敛财。
他们胆子越来越大，数十亿的搬，上百亿的借，炒高地产及一些投资项目，承担风险的却是老百姓。
转换身份国资变私产
涉嫌社保基金案被调查的宁波人郁国祥，二零零三年一投一点五亿美元拿下上海希尔顿酒店，其兄次年又开出十亿美元的巨额支票参与兴建杭州绕城高速公路，那一年，大陆媒体就质疑，从未在富豪榜上出现过的郁氏兄弟，凭什么能变出百亿人民币的巨款？现在都明白了。
每个暴富的富豪背后，都有政治权贵的支撑，他们在地方或中央有幕后老板，有贪渎的官员。
这样的模式被国有企业的老总套用。
上海新黄浦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吴明烈是陈良宇的小兄弟，坐在国企老总的位置上仍感敛财不过瘾，学习赖昌星的致富方式，成立私人公司，借来社保基金，以私人公司的名义，用社保基金购买新黄浦的股份，也希望一夜之间用国家的钱，将自己从国企老总转换成民企老板。
不过，他们的结局和赖昌星大同小异，最后都难以善终。
（纪硕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