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实际上否决了所有要求到官方划定的抗议示威专区举行示威的民众申请。此外，警方也制止了一些同情和支持西藏独立运动的外国人的抗议活动。这是西方媒体在北京奥运以及将要开幕的残奥会期间着重报导的一个侧面。据说唯一的一个例外，在官方划定抗议示威专区里成功举行了示威的，是没有申请、也不按官方规矩办的一家人。
9月2日的华盛顿邮报刊登莫林－樊（Maureen Fan）一篇题为“抗议者母亲付出代价”（Protester’s Mother Pays Price）的报导说，尽管示威区徒有虚名，还是有一名中国男子成功地冲破了戒备网，带着他年幼的儿子在示威区之一的日坛公园进行了一次短促和小型的抗议。他的孩子举着的牌子上写着：“山东惠民县政府非法卖了我奶奶家的房子，没给任何补偿！”
北京一位姓海的男子带着他年幼的儿子在日坛公园进行了一次短促和小型的抗议。他的孩子举着的牌子上写着：“山东惠民县政府非法卖了我奶奶家的房子，没给任何补偿！”。（资料图片）
现在，这家人说，该名男子的73岁的老母亲正在受到当地警方的报复性骚扰。他们的故事是北京生活的一个断面，而这种类型的北京生活因为奥运会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同时，这个故事也提醒人们，随着9月6日开始的残奥会时期，政府对示威者的监控还在继续中。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儿子到日坛公园去抗议了，”8月底，73岁的杨桂英（Yang Guiying，音译）在她位于北京郊区大兴县的中等水平的公寓里接受采访时说。一名穿制服的警察站在她家的大门外，显然她已经处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
抗议“肯定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杨桂英说。
杨桂英患有肾病和行走困难，走不了多远就要歇会儿。不过这并没有使得国家安全部门停止对她的监控：他们派遣两名便衣警员跟着她坐公共汽车，同时有两辆有明显标志的警车跟着公共汽车，她说。
“我只是一个老太婆，”流着眼泪的杨桂英说，已经是大热天了，她还穿着破旧黄色的厚上衣和两条长裤。“我没做错什么事呀，”她说。
但是，她在1990年提交的一宗投诉，使得她成为了当地党政机关的一个眼中钉。
她的父母在山东省惠民县的房产在那一年被当地政府官员夺走了，在那里建了一个包括两家银行的金融服务中心。杨桂英说，她的房子没有得到补偿，尽管她有当地政府房产局的书面证明，确认了她的家人对房产的所有权。
六年前，北京城建局敦促惠民县解决争端这桩房产争端。当地的党委书记的回应说，确认该房产一直是私有财产，并给予了相当于2.2143万美元的补偿。可是杨家的人说，这笔补偿只相当于在附近其他一些农村地区同面积赔偿额的一个零头。
华盛顿邮报的报导说，尽管记者一直打电话给当地的党委书记何思卿（He Siqing，音译），但是何书记一直不接听。9月1日，一名惠民局信访局的姓刘的女干部说，县政府是愿意与杨家协商解决问题的。“我们正在努力，”她说。
杨桂英的儿子，海明宇（Hai Mingyu，音译），一个在北京工作的绘图设计师说，奥运会之前当局已警告了他的母亲，别在奥运会期间制造麻烦。
但后来他听说了，北京奥运期间计划设立3个公共抗议区域。于是他决定带他3岁的儿子去示威，他说，他琢磨他并不需要正式申请许可。
根据市政府官员说，一共有77个示威申请，代表了149人，他们的申请都提交了，但是最终都没有得到批准，不是被要求“撤回”就是被否决了。
人权活动人士批评说，当局设立示威区是给了一个空洞的许诺，和采取了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
海先生对记者回忆说，8月9日当他来到北京日坛公园时，他注意到有一批中外记者在那里拍照。当他走近时，有一名中国女子问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是什么情况、要抗议什么。她告诉海先生：“跟这些记者谈是没有用的，他们在这里只是报导中国的文化，而不是报导抗议的。”
随后不久，海开始与三名外国记者交谈，他问这些记者们的报导是不是涉及到人权问题。
该名女子见状立即用手机发出了命令，顷刻间，就来了20多个便衣警察，海先生说。
海先生向人们说明他的母亲的房产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的情况，有的旁观者还帮海先生做解释。警方试图将海先生的儿子手中的牌子拿走，但是人群中发出呼喊，呼吁警方不要干涉孩子，海先生说。
警方要人们退到北门去。海先生在一大群进行拍摄的外国记者的“保护”下，走出了南门，并与他的儿子上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整个的抗议过程持续了不到10分钟。
“所有申请在这些公园抗议的，我们是唯一成功的，”杨老太说，“当我们进公园门时，我们没有出示任何的横幅，而且我们是得到好心的支持者和记者们的帮助，逃离了。”
杨老太说，从那以来，开始，警察还没有进家里找她家人的麻烦。也没有找他母亲的麻烦。但警察增加了对她的监视，后来，到了几个星期前，她叫了她的女儿来和她住。
8月13日在清晨5点半钟，杨老太坐公共汽车到了她女儿的家中。当她告诉司机说，她想转到另一辆公共汽车去的时候，两名乘客要求她，是不是不要去找她的女儿了。并出示证件，说明他们是便衣警察，她说。
公共汽车司机告诉杨老太说，两辆警车一直紧紧跟着公共汽车，并警告她不要下车。
无论如何，杨老太还是下了车，并被带去问话，她说。
下午2时，警方打电话给她的儿子说：“不用找你母亲，我们已经把她送回到她的公寓了。”
回到家里后，警察一天来几次。当杨老太出外倒垃圾时，往往背后就有一个声音高喊：“您要去那里？”这是明显的骚扰，杨老太说到这里，就开始伤心地哭了。
看守她的警察，也有表示一些同情的，海先生说。
“不要责怪我们，奶奶，”这些警察对杨老太说，“我们只是执行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