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的回忆录最近刚刚出版。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赵紫阳和中国共产党对于六四事件之后处罚赵紫阳的有关说法。
前总书记去向之谜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说：“鉴于赵紫阳同志的上述严重错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
从此，赵紫阳就从中国官方媒介中消失了。然而，对赵紫阳的惩罚并不止于此。自那时起，直到2005年1月17日赵紫阳去世，他一直受到软禁。
赵紫阳回忆说：“被调查时间，我的行动自由一直被剥夺，我指出软禁我是蔑视法律，1990年我三次去信江泽民(时任中共总书记)、李鹏和政治局常委，要求终止调查和软禁，恢复我的自由，但信件石沉大海，他们没有回应我。
“在当局快要宣布结束对我的调查之际，他们立即订下六大规条限制我的行动自由，但当局在执行六大规条时，从没给我任何文件或口头通知我，可能是感到内疚，或者担心这些证据会被外国媒体取得，成为国际传媒焦点，再出口转内销。他们指示安全部或我家的下属执行规条，由于他们不能对我说，每当我问到他们时，他们总是编造借口应酬我，往往令我跟他们起冲突。最后，我发现这些规条，我不再怪他们，他们只是奉了上头命令行事。我曾去信江泽民要求解释六大规条，结果当然是没有回复。
“我多番去信当局，要恢复我的人身自由，却杳无音讯，我决定去信常委会所有成员，提出软禁我是违法。当局后来解释，从来没有‘软禁’我，又说我是自作自受，暗示我把致党大会的信外泄。”
不是软禁，前总书记行动何以受限？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当局在处理我的问题都经常显得很紧张不安。当局说我可以在家中见客，条件是客人不能是记者和外国人，但实际上是从来都不准访客探我。
“1990年10月亚运会举行前，我决定出去打高尔夫球，安全部门听到消息后，要求我的秘书阻止我出去，我说他们没有法律理据阻我出去。他们叫司机不要送我，我说那我就乘公车去吧。最后安全部门让我外出，却由公安车护送。
“外国媒体知道了我打高尔夫的消息后大肆报导，江泽民和李鹏忧心忡忡，责怪安全部门批准我外出。之后，当局口头通知我，在调查期间我不准外出。政治局委员乔石后来对我说，要我顾全大局，说我的情况很敏感，叫我不要做出任何损害稳定的事。”
中共元老打掉总书记
赵紫阳知道，将他赶下台，并且软禁他，主要是一些中共元老起的作用。邓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将领时说：“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
赵紫阳回忆说：“六四前，邓一直支持我。但六四事件后情况改变了。因为我和邓对于如何处理学生示威的方法意见不一。邓对我的态度变了，反对我的元老终于得到邓的同意，他们一起决定要让我下台。
“四中全会决定成立特别调查小组，正式调查我。调查历时三年零四个月，调查组集中调查我是否直接或间接操控六四民运，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的政策和立场，跟中共元老邓小平的对着干。”
赵对中共元老的特殊感情
然而赵紫阳却对这些元老怀有一种特别的感念之情。他回忆说：“1995年秋天，陈云逝世，我想亲身去慰问他的遗属，却被禁止，说‘不方便’，我以为陈云的家属拒绝，后来发现原来他们是愿意见我的。
“当邓小平在1997年逝世时，我身在杭州，听到消息我很悲伤，我致电当局要求即时返回北京出席悼念仪式，中委会的回应却是没有送别邓小平的仪式，叫我不用回北京。
“1997年5月，当彭真逝世，我向他的家人说我想上门探望，但保安局却说彭的家人未布置好灵堂，叫我在‘顾全大局’情况下，最好不要去了。我对此非常愤怒，为何不准我悼念老同志之死？他们有什么好怕呢？”
关于平反六四
赵紫阳回忆说：“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一场举世震惊的悲剧终于未能避免地发生了。
“1997年9月12日，我去信第15大，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指事件虽然过了多年，但人民是不会忘记，最好尽快重新评价。”
据台湾《联合早报》5月20日报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5月19日说：“关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和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
“但外交部网站昨晚上载的记者会文字纪录完全略掉了这段问答，新华社也没有作出相关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