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六四话题”的文章，都借助“六四大屠杀20周年”喷薄而出。
而在“六四话题”的文章中，有两篇我想对比评论一下，一篇是著名的西方记者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所写的《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围墙》（李・达菲尔德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著：《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一篇是中国著名记者、总参二部情报人员戴晴所写的《玩儿政治的低手》。
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所写的《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围墙》揭示出：在1989年这个决定世界人民命运的伟大年份，是从天安门开始的民主浪潮面最终冲毁了柏林围墙，让东欧人民获得自由和民主，并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了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
而戴晴所写的《玩儿政治的低手》，却把六四屠杀的责任推给不肯自动逃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好像学生不退，中共就有理由杀人。我们要问问戴晴：东欧人民没有撤退，为什么没有遭到屠杀？！
一西一中两个记者，高下立判！
我的结论是：对比两篇文章，不难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六四大屠杀的要害，不是有没有及时疏散受害者，而是统治者有没有权利无限施暴？
如果统治者没有权利对和平抗议的人民无限施暴，那么，六四镇压就是非法的、中共政权就是非法的、人民就有权利终结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统治权！
可惜，中共政治局里面，除了一个赵紫阳，就再无一个反对“无限施暴”的公义良心者！
甚至直到2009年的今天，就连戴晴这样负有特殊使命的“明白人”、叶剑英的干女儿，也还是这样本末倒置地“看问题”—-我们又如何期待中共高干们的良心发现、平反六四呢？
还是圣经上说得好：伸冤在神。终有一天，?必将是非昭然于天下，所有凶手连同他们的子孙，及其口是心非的帮凶，都将受到历史最严厉的审判？
下面，我们把这两篇文章附在后面，立此存照，请大家仔细看个明白！
2009年6月2日，六四大屠杀20年后的前夕，于北京
戴晴：玩儿政治的低手
2009-06-01
前任总理李鹏的《六四日记》 没能赶上这回香港的“新书井喷”。这本中国各方人物都很想读一读的书，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完成，可惜刚露头即遭“劝退”。作为镇压当局的前台人物，李鹏在写给世人看到日记里难道不小心露了什么–露出些许当局眼里直到今天仍须严守的秘密？
想来必须严守的机密中，最最核心的，怕就是19日凌晨那则“三所一会”《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了–发布者，紫阳同志身边的青年俊杰是也。这则声明把5月 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调军队进驻北京”、“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讨论，包括“中央常委有分歧、赵的主张被否决”等信息旗鼓大张地公之于众：在广场广播；四处张贴；拿着话筒到居民区喊话……。以我们今天的判断，已经能够清楚知道，这次会议非同小可：处于二线的实际掌权者邓小平没有依一线总书记请求静下心来亲自听他当面汇报，而是把常委们（共五人，外加一个杨尚昆）召到自己家里开会。
几周来一直对“动乱迹象”取“容忍与放纵”态度的赵紫阳，在会上受到李鹏、姚依林（有邓小平当后盾的）批评。赵坚持保留意见，未等会议正式结束即愤然离场，邓却强调“赵还是总书记”。赵在气愤中命秘书起草辞职书，鲍彤遂得知自己已被李鹏以“泄密”点名，主动关闭了办公室，并向同事们告别。在那样的时刻，他们如此做，固然有任性使气的成分，但平心而论，只是打算在无言的悲愤中鞠躬下场，绝无以广场民众为人质而为自己政治生涯最后一搏的打算。
大权在握的邓小平呢？他是《4.26社论》的最大责任者。那篇文字里的关键语句，都是他听汇报之后，以其一贯恣睢风格而发的狠话。发狠归发狠，近一个月来，他大致上取的，是两边“谁的办法行得通就照谁的办”那样的态度。从来言语大而化之、须靠下属琢磨兼发挥才能领会到位的这名专权者，对517会议，明确强调的，却是“到会同志必须严肃、严格保密”– 差不多已退到容留“老革命们”最为切齿的“投降退让”总书记的底线。
对此，赵紫阳是有数的。会议的第二天（5月18日）他接受杨尚昆意见按下辞职书，绝望中再次致信邓小平，恳请当政的共产党“必须痛下决心作出一个让步，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即“摘帽子”。一旦学生答应停止绝食，当局就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运动。局势或许还有挽回的可能。
这一局面有实现的可能么？
“三所一会”的核心成员此刻已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只知道事态重大，知道总书记办公室关闭，但517常委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问担任记录的政治改革研究室副主任高山了。虽然公安部门对高山的审讯眼下没有可能调阅，但流传到民间的“实情”是：高山拧不过“哥们儿”一次次呼叫，假借买吃的从驻地出来，在小卖部悄声漏出会上大致情景。他以为这不过是密友间通个风，没想到竟被翻成“体制内改革派”与邓小平等元老公开决裂的宣言。
如果此时，也就是在确知自己的政治对手不仅打算调动军队，还有十分把握掌控军队之时，这批才俊们不是旗帜鲜明地提出紫阳同志不能走，而是赶紧将广场上的人员撤离，把气势汹汹的军队清场变成白来一趟，不仅避免了民众的牺牲，对领袖人物而言，也不失为另一种形态的胜利。可惜“毛泽东思想胸中藏”的总指挥们、会长们，在已然得到确切消息的情况下，出手的反是设路障、堵军车、改绝食为静坐……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
北大物理硕士刘刚，不得不走到了前台–他是1980年代中国变革的观察者、思索者和“民主运动”的防危补隙人。自戒严令颁布的第一天，他就拼尽全力协调各方人物，以将人群从广场撤离：撤是绝对的；怎么撤是技术性的；而且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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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围墙
我可以说是幸运的，1989年6月4日，我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同一天我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
当时，我刚刚为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报道了波兰大选的新闻，漫步在华沙的维多利亚广场，我思索着这个选举是否真的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
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和其他记者一样，我也在报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新闻会受到多大的关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惊。
达菲尔德：天安门阴影清晰地印在记者的脑海中
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另一个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最后证明，波兰选举的确是欧洲共产主义阵营走向末日的开始，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天安门模式”
五个月之后，我目睹了柏林围墙的倒塌。但事实上，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笼罩在东柏林的上空。
10月初，我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详的征兆。
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广场模式”解决问题，共产主义政权内部也出现了这种声音。
在东欧的外国记者更有同感，他们当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亲历了那个难忘之夜。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接见姚依林的时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
东柏林的政治异议领袖告诉记者，政府高层官员提醒了他们：”别忘了中国刚发生了什么”，是威胁还是劝解，只有听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东德40周年庆祝活动演变成了街头示威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而这一幕幕却是在贵宾戈尔巴乔夫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这位苏联领导人几个月前在北京刚刚遇到过类似的场面，这次他又成为抗议人士的焦点。他听到东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们！”
千钧一发
那个周末的抗议活动后来发展成每个周一晚在莱比锡的示威。
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
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
然而，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
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当晚的示威。
此外，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
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
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
柏林墙事件10年后，我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历史轨迹
为什么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
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
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
1989年柏林墙前的达菲尔德：见证东西半球不一样的历史轨迹
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
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
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
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后的中国在经济上也取得惊人的增长，不过这也付出了代价：经济受到”牛仔资本主义”的驱使；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等。
外界不仅关注中国的经济扩张，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外界也担心北京日益倾向用武力解决问题。
中国的百姓无法像欧洲人那样自由地讨论问题。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国记者仍有着我们1989年在东欧一样的牢骚–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众无法公开表达意见。
在这种环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碍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经济活动。
在柏林，人们可以在曾经被柏林墙隔断的波兰登堡门前自由地、经常甚至是夸张地昂首迈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的人们，会不会也思索20年前的那里发生的一切？
记忆永存。然而就像20年前一样，我们对于哪怕即将发生的事情，也总是那么知之甚少。
主动权掌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手中，但谁都无法知道历史会是怎样发展：是像当年东欧那样，人民从厌恶、不满，发展到对专制政权的极度蔑视？还是会发生完全出乎意料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