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会儿说把中国的积压产品拿去换俄罗斯大飞机，一会儿又把卫星搞到天上去。
眉头一皱就要往陕北投50个亿，顺嘴一说又憋着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大口子让暖风带来雨水造福中华各族人民。
造的势大时，牟先生被评为中国第四大富豪。
很快，又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锒铛入狱。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
从1989年到现在，我认识老牟已经十六年了。
牟其中给我的印象，其实全都是一些故事；我了解的他和他给我讲的经营哲学，实际上也全都是一些故事。
他很少讲经营理念，他就讲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会给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对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识。
所以，中国最早的MBA应该是牟其中所讲的这些故事，它们都是活教材。
擦肩而过 我在体改所的时候就经常听说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没见过。
1989年以后我在海南碰到南德在海南的一个代表，这个人是帮助牟其中做成飞机生意的汪兆京，他跟我说了一些牟其中的事。
1989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
我就这么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见老牟是在他的办公室。
军博大院里比较奇怪的一栋楼，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层共两层的空间。
他办公室旁边有个会客的地方，两排沙发，一个破茶几。
他给我的印象是个子特别高，手里总是拿个大茶缸——后来他也一直是这个形象。
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开说的事情就是天下、国家、改革、命运之类。
1989年以后，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的关系，我帮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叫《牢牢记住党和国家的利益》，后来《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了。
这为他树立起一种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开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现出在表达和组织能力方面比他原来的草莽班子要优秀得多。
我主要负责外部联络与形象经营，作为第一任主编办了一份小报《南德视界》（牟其中原先设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视界”），报头是牟其中写的，发刊词是“造就一代儒商”。
他的文章纵横捭阖，很有气势。
后来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有民营企业都爱编小报。
之后我做了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介绍很多人过去，南德有三分之二的部门经理是我引进的，万通最初的创始人里有四个人在南德干过。
更有意思的是我离开时以及离开之后与老牟在内心的较量，这纯粹是一种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较量。
当时我和功权觉得南德不是我们的事业，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龄差异，所以我们几个经常商讨未来的路怎么走。
我们想了一条路：人在牟其中那儿，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养起经济条件后再一起出来。
所以我们一边在门头沟（南德员工宿舍盖在那儿）物色了个店面想开餐馆，一边又想办一个实体，起名万通代理事务所，没有启动资金就注册成事业法人，帮别人出书。
但都没办成，里外都不满意，后来就放弃了。
我们又想对老牟实行规范化改造，仔细研究了张学良，准备集体“兵谏”老牟，让他只做董事长，我们来管理公司事务，把南德做成中国最好的企业。
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岁了在香山吃饭时还会为了一个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缝了五针，在街头看见别人打架他就兴奋地喊“打啊！打啊”，联想老牟流氓无产阶级的习气和土匪的劲头，我们认为“兵谏”只能更糟。
结果只能选择自己走，从头折腾起。
柯云路写了一本书，其中提到的那个谢老板，当时在北京，希望我给他干。
于是我和老谢手下两个人一起去海南。
老牟知道后非常恼火，因为我一不要钱二连招呼都不打，说明内心极其自信，且不把他当回事。
我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个炒老板的人。
他曾经对我有评价：没有缺点的人是最可怕的。
没缺点的具体表现就是从来不占便宜，每次活动别人不交钱我交。
牟其中常说，有缺点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没缺点的人可怕，因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志力。
其实我们之间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可以沟通的，但我的出走对他心理上是个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办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权他们给我透了个信儿，所以我就到机场接他，想给他一个解释，他不理我。
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回北京办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还试图沟通。
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见。
我就回来了，放出话说：“活着就不要见了。
”到他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就让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权他们也劝我见见，但我坚决不见。
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们内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两次奇迹邂逅。
一次我们全家去三峡，登机的时候，他站我前面，一回头，太近了，没法弄啊。
我就叫了声“牟总”，他“哦哦哦”，问我是不是去重庆，我说去三峡，他又“哦哦哦”一阵。
飞机上他坐在我后面两三排的地方，下飞机我没打招呼就先走了。
第二次是在华盛顿的中餐馆，我坐着吃饭，呼啦啦进来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远远瞪着我，我没站起来，看了他一眼，继续吃我的饭。
后来他就出了状况。
有一天他突然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我是牟其中，我没出事。
给我拿些钱，回头我还给你。
”事后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因为他需要请律师。
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武汉监狱里手写了一封信托人带来，大概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还是希望我给钱，准备继续请律师。
我跟功权商量了一下，做了几个决定：第一，在二审判决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给予任何资金上的支持，因为会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对抗，法律关系不清楚，不知道这笔钱算什么性质；第二，如果二审判完了，服刑的话我们会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劳改出来了，生活上所有的事归我冯仑管，我负责养老送终。
对我个人来说，无非多了一个爹，原则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对朋友也是个安慰，他岁数和我父亲差不多。
今年可能会和王石一起去武汉，看看他。
这将违背我“活着不见面”的赌气誓言，但时过境迁，心境不一样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 牟其中是被社会长期压在底层的一个角色，其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要翻身。
牟其中是第一代贸易类民营企业中做得最成功的，单笔金额几个亿，没人做得过他。
实际上，倒飞机这件事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体制下私人资本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商业奇迹。
至于他的商业伦理、公司内部组织，都和他的出身、经历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有关。
这样来说比较公允，不能笼统地把他说成是个江湖骗子或者坏人。
第一代民营企业江湖豪侠、英雄气节、政治情结非常浓烈。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做承兑汇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义，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边控制信用社。
他们都是社会底层混上来的，互相不买账，光约会见面这件事，我作为总办主任都衔接不好。
老牟要在北京见，那边说在南方见，这就是民间江湖较劲的方式，因为涉及江湖地位的问题。
做飞机时，有一伙人想“兵变”，计划把所有相关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连夜把那些人抓起来捆在地下室里。
所以我们当初的判断是对的，如果我们“兵谏”，估计也被捆起来了。
老牟不论开大会开小会，从来没人主持。
讲台上放一张小方桌，他拿个大茶缸子坐下，讲完就散会。
不听大家说什么，他讲过瘾了就行。
老牟早上坚持在玉渊潭冬泳，且博览群书，我们离开南德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和功权还凑钱买了一套《资治通鉴》送给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意人。
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出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
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
生存就是在每个阶段改变自己适应环境，不断改变行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得很快。
牟其中在商业上有过巨大的成功，但最终还是身陷牢狱，没能成功到底。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发现，他的商业逻辑（发卫星、运作航母、炸喜马拉雅山等）并不是都不成立，但是这个逻辑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够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
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
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
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
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
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毛主席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
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
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
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我也是被盖上时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里，我现在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无产阶级社会理想，流氓无产阶级生活习气，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享受。
我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
他今年快七十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
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之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
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
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
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
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
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
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
他这种错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驴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驴。
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会觉得恶心，恨不得一脚把他连驴一起踢得远远的。
这就是错位，也可以说是错爱。
我认为牟其中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
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
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
我觉得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
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
（但）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
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
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
在面对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
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错了。
实际上这一代人都有这个特点……由于他们有超强的毅力，这种政治情结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非商业的行为就特别刺眼。
我和牟其中曾经一起去陕北，开的是一辆价值4万块钱的漏风的破车，总共开了两千多公里。
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文水县云周西村当初刘胡兰家的边上。
我们当时饿极了，就咣咣咣砸老乡的门，让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盐啊醋啊之类的调料端上来。
当时饭桌边上还睡着人。
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
这顿饭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
上车以后，我们都觉得勉强饱了，老牟就说，“你们不懂什么是饥饿。
坐牢时最大的煎熬是饥饿，不是疼痛。
一进去先饿你个五天，啥都招了。
”他教育我们要懂得忍耐。
他饥饿过、忍耐过，所以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特香。
牟其中作为普通人来说，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亲非常孝顺。
在我离开他之前一段时间，他母亲病了，住在309医院里。
我跟他去看过他母亲几次，就我们俩，他在他母亲身边，表达的情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当年他坐牢的时候，他母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迈着小脚给他送饭，所以他一直对他母亲特别感恩，当他母亲去世时也非常难受。
开追悼会前一天，他信手写了一个对联，让我贴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对联最早是曾国藩写给母亲的，上联是“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下联是“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
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早上，我陪他到太平间去，这是我今生特别难忘的一件事……那一次，我第一次看见老牟哭。
牟其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家，很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人在一个时代中能够迸发出的光芒，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光芒。
所以，我觉得解读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白一个企业家的命运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发光。
你所能做的事业一定取决于制度空间的大小，你个人的品质再好，能力再强，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间相容，你才能够很好地成长。
（冯仑，万通总裁。
《中国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