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大部分中国媒体在欢庆京奥成功的时刻，一本发行量有50万，名为《南方之窗》（Southern Window）的学术双周刊却独树一帜。在该杂志8月11日发行的新刊封面上，既没有刊登灯火辉煌的鸟巢的照片，也没有任何51位夺金的中国运动员捧着金牌的照片。相反，登在封面的，是一幅一本司法教科书和一名教师举着木教鞭，向一名商人和一名政府干部说教的画像。封面语是：“法制从限制权力开始。”听起来有点千篇一律？在中国，这几乎是破天荒的。
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前后两代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江泽民同在主席台上。（资料图片）
时代周刊北京分社社长艾西门先生(Simon elegant)Simon Elegant从北京报导发回的报导“使命完成了，现在干什么”（Mission Accomplished. Now What?），该文章说，虽然，在这本新发行的杂志中的文章，并没有明确提出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但是，因为中共几乎掌握着中国所有的权力，该杂志刊文的意旨，显然是在提倡削减中共无孔不入的权势，给予中国老百姓一些自由的空间。
在中国，凡是涉及限制党的权限的话题，都是极其敏感的，而且，往往非常危险。因此，尽管全国各地仍然处在成功举办京奥的一片赞颂声中，《南方之窗》敢于发表像《当行政权力阻碍司法时》和《给警察权力戴上拳击套》，这类头条文章的勇气让人钦佩。
《南方之窗》等于打响了，自闭幕式最后一束烟花升空的那一刻就开始的一场辩论的第一枪：现在中国应该何去何从？党内的强硬派，是否会在目睹世界对他们在赛前大肆打压异议的怯懦反应后，变得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加强他们的独裁统治呢？或者说，重现5月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努力所掀起的公益行动主义的精神呢？具有改革意识的党干部，例如这些赞同《南方之窗》这份特刊发行的官员们，能否在纾缓对司法和媒体等领域控制的努力中取得进展呢？
当然，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在这一刻提出这些问题；很多人仍然沉醉在所有奥运金牌的耀眼和鸟巢烟花的余辉当中。尽管，京奥赛前发生了众多争议话题，从奥运火炬接力、3月间镇压西藏暴动的流血事件，到打击西部偏远省份分离主义份子的武装力量，但是，整个北京奥运进行过程都十分平稳顺当。现在奥运结束了，中国，在她动荡不安的近现代史上，又来到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许多学者和分析家说，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一个“维持社会现状已经不再能够成为一种选择”的阶段。
近年来，中国仅仅能够勉强掩盖住因为杂乱无章的经济成长所造成的社会错乱，虽然经济成长给国家带来奇迹般的进步，但是，也给数百万的人们带来痛苦，他们在非人道环境下工作，或者遭受普遍的腐败和官商勾结造成的迫害。虽然，很难进行准确的数据统计，但是，政府官员都承认，全国每天都发生大批所谓的“大规模群体事件”，也就是示威。这些心怀不满的示威一爆发，往往演变成为暴力冲突，它们在京奥前被政府严格控制住了。但是现在，人们担心这股不满情绪迟早会沸腾。倡导政治改革的北京大学法律学教授贺卫方说：“我们累积下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像西藏和新疆的民族问题，以及为了成功举办京奥而暂时强力掩盖起来的社会问题与冲突。这些当地的问题是否会在京奥后立即爆发，我无法预测，但是，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解决好，那将是迟早的事。”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教授认为，适当超前的司法改革并不等于不符合中国国情，而恰恰能够引领中国社会前进。（资料图片）
艾西门先生的这篇报导写道，过去，每到这种时刻，共产党都会豁出去下大的赌注。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这么做。当中国经济因为文革弄得一团糟时，邓小平抛弃了正统观念，发起了全国的经济改革。他的继承人江泽民也下过一些大赌注：加入世贸组织，允许资本家入党，以近乎莽撞的活力推动经济开放。
到目前为止，现任主席胡锦涛在任期间，只办了一件大事：成功举办奥运会。眼下，办完了奥运，胡锦涛可能也没有多少选择了，只能下赌注放松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面对国际目光的压力，依然义无反顾地执行严酷镇压政策的北京强硬派相信，他们无须担心激发反作用，可以继续加强控制。但是，强硬派这种想法毫不现实，部分原因是要求改变的压力并不完全来自弱小和边缘群体，中国的都市中产阶层也在要求政府给予更大的自由。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权利感是具有传染性的。去年，厦门的数千名市民示威抗议在当地建造耗资数十亿的化工厂，最终导致了该项目流产。他们的这个行为立刻在上海和成都带出了模仿者，对当地类似的大型工业项目发动示威抗议。在纽约市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尼古拉斯－贝克林(Nicholas Bequelin)说：“高压锅里的压力正在增加，而且，无处可泄。”贝克林相信，“党内外都会有许多人呼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
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家戴维－凯利(David Kelly)说，这些改革的第一步多半会从司法系统开始。凯利说：“中国人民希望为他们所购买的和所居住的资产争取权益。目前，他们无法通过法院得到这些权益。
而过去两年里，中国在通过司法系统解决劳工纠纷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可以以此为例，规范其他如产权等问题的改革。凯利认为，共产党也可以渐渐的允许扩展其他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关的权益，例如，修改把民工视为二等公民的户籍制度，让这个农村来的打工者阶层在新迁至的工作地，获得正式居民权。凯利说，这些所谓的“公民权”并不像民主或者人权等问题那么敏感，“它们也不像人权问题那样是定性的，它们有商谈的余地。”
虽然，中国公民社会的演变在京奥期间搁浅了，但是，贝克林和其他人说，他们认为长期前景是光明的。贝克林说：“这是一场中国人试图把政府从自己背上推下来的斗争。这与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或者对他们政治体系的争论完全无关。”他们要争取的是获取和交流信息的自由和更宽松的个人自由环境，他们要求获得“中国人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生活所需要的一些基本道具。长远来看，我不认为在这一方面的发展趋势能被扭转或者减缓。”
时代周刊的这篇报导最后指出，北京奥运已经显示，在人权和民权社会等问题上，来自外部的压力对北京并没有多大影响。现在，世界将注视中国人民自己是否会承担起这个重任，真正开始建造一个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