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很少有行政案件如赖昌星“难民”身份案一般旷日持久、牵动人心。
对峙双方虽然是赖昌星和加拿大移民部门，但谁都清楚，“难民”身份的承认与否，关系到赖昌星是否会被遣送回国受审。
在此基础上，本案就具备了符号意义。
加方移民部门希望最终裁决结果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加国领土绝不是藏污纳垢的避风港。
中方则希望通过遣返赖昌星震慑犯罪，为以后处理类似案件开创先例。
近日，赖昌星的上诉申请再次被加拿大联邦上诉法庭驳回。
至此，该案进入关键阶段。
能否将赖昌星尽早遣送回国，很大程度将取决于加拿大最高法院是否会受理其最后一次上诉。
案件推进到这里，很多人都关心，赖昌星手上到底还有没有能让加拿大最高法院网开一面的底牌。
一直以来，赖昌星在诉讼之路上一直把玩着三张王牌，依次是：政治牌、人权牌和时间牌。
前两张牌的策略是，把中方关于赖昌星涉嫌走私、贿赂犯罪的主张妄称为政治迫害。
后一张牌，则是希望借助繁琐冗长的难民上诉程序，将本案拖成一个难以绕出的“司法循环”。
然而，在“难民”申请两次被驳回后，前两张王牌都已逐渐失去效力。
观察本次上诉内容，我们可以发现，“时间牌”已成为赖昌星最后的底牌。
该上诉既无新证据，论点也多为牵强推论，逻辑漏洞百出，很难与移民部门的“优势证据”对抗，一开始就注定了被驳回的命运。
事实上，“时间牌”固然能起到拖延作用，但该战略也“拖”出了加拿大举国上下对赖昌星本人的厌烦情绪。
无论官员还是民众，都认为该案的久拖不决不仅耗费了巨额税金，还破坏了本国国际形象，纷纷提议及早终止此案，遣返赖昌星。
照此趋势，赖昌星最后一张底牌的地位亦显得岌岌可危。
所以，尽管赖昌星还有一次上诉机会，鉴于其所持观点已在前述判决中被全数驳倒，自身也很难觅得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加拿大最高法院受理其上诉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
针对赖昌星本人的遣送程序将有可能在明年年底之前启动。
由于中加两国没有引渡条约，遣送赖昌星将依加拿大的难民遣返程序进行。
因为是遣送程序，加方将无须考虑赖昌星的行为是否确实构成犯罪，在证据规格上的要求会比较宽松，此为利；但遣送程序又属一国在司法裁定结束后进行的行政行为，系一国内政，不受国际条约约束，这必然又使加方的遣返工作充满变数，此为弊。
也就是说，即便赖昌星穷尽所有司法途径后仍难逃遣返命运，他仍可能在遣返程序中做手脚，比如可能最终被遣送至与我国没有引渡条约的第三国，或无邦交关系的其他国家，这样将使得前期开展的外交努力功亏一篑。
赖昌星的上诉再次被驳回，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将其绳之以法的希望。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有关部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无论是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最终裁断，还是预期中的行政遣返，各个环节都不容小视，尚须有关部门付出更大的心力。
借助 1995年签订的《中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加方加强配合，并及早依法制订出可操作性较强的遣返方案。
这样，才能既让加方明了我方打击犯罪、信守承诺的决心，也从制度安排上最终实现遣返赖昌星的目的。
(何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