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节, 忽然想写点东西, 纪念我的两位逝去的大学同窗. 今年是零七年, 我们离开樱花缭绕的珞珈山已经有二十五个春秋了, 二十五载岁月蹉跎呀. 二十五年前我们是那样的青春, 那样的乐观, 那样的富于幻想, 那样的自命不凡. 二十五年后, 两个鲜活的生命已经成为记忆, 也许再没有比死神更能让人警醒的了, 蓦然回首, 故人似在灯火阑珊处.
七七级, 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中国人已经是十年没有大学的概念了, 那一年千军万马大渡桥横铁锁寒, 幸运者中, 有年过三十的老三届, 也有十三四岁的神童. 然而第一个离我而去的却是和我同龄的好友建国. 七八年三月进校时我在苏北的农村当知青已经有两年零五个月了. 两年多的风霜雨雪让我对来自农村的同学有着特殊的感情. 建国就是其中之一. 建国和我不同的是他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回乡知青, 建国当过小学的民办教师. 我深深地知道一个农家子弟在这场真刀真枪的七七高考中胜出意味着多少昏暗油灯下不眠的夜晚. 建国来自中原大地的河南, 带着我从小就熟悉的父亲的乡音, 七七级是用功的一代, 而建国和我更属于班上最玩命的几个精英之一.
当晨曦在隐去的夜色中刚刚泛白时, 我会在学校运动场上见到他, 我们会给对方一个会意的微笑, 然后一起肩并肩的开始我们的中长跑. 傍晚, 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 我们再碰面, 建国偶尔会用一两个刁钻的英语单词来考考我, 然后拿出那天习题课老师出的怪题, 让我给他讲解, 建国崇拜我的数学天才, 于是我们就成了知音. 炎热的夏日, 我们去东湖游泳, 建国游的是狗刨式, 那是农村来的同学最普遍的式样. 而我的蛙泳, 实际上也是狗刨式演变过来的, 毕竟我在农村也呆了八年了(随父母下放了五年).
我早就说过, 大学的同学并不都是那么亲切的, 事实上, 大学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人类在竞争时代表现出来的傲慢和偏激也是可以原谅的, 因为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常常如此呢. 却正因为这样, 才让我更怀念大学同学中那种真正的友谊. 那是一种你在最困惑的时候仍然可以依赖的感情寄托. 建国就是我可以诉说的那种朋友, 他会安静地听你说出自己的道理, 然后站在你的一边, 当然偶尔也会提醒你, X那小子心怀叵测, 你说话要注意云云. 我在大学时只生过一次病, 发高烧住进了校医院, 觉得好孤独. 后来建国去看我. 建国说他是顺便来的, 他在校园里背单词,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半山腰了, 他说的那么若无其事, 让你一点也找不出感激他的理由.
毕业聚餐的时候, 我们都喝了好多酒, 建国说他要走了, 我还要留在学校一段时间, 要我明天去送送他, 建国那年考上了河南新乡无线电所的研究生, 他还是那么念家, 不象我, 四出流浪. 后来建国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两行字: 今日相聚明日分, 分后再聚情更深.
可惜分后我再也没见到建国, 一九九三年香山会议时遇到了季平和魏星, 说起建国离去的消息, 那年他才三十多岁. 他是我们班第一个在中国拿到学位的博士. 在中国拿博士, 一是要特别的用功, 二是要特别的土气, 这两点建国都具备了. 我们班在美国拿到博士和硕士的不在少处, 还有一个三硕士双博士, 被我称之为五星上将, 但我还是更欣赏建国这个土博士, 就象爱读路遥的人生一样. 建国英年早逝, 让我真的好想念他, 梦里曾遇到过他憨厚的笑容, 印象最深的是那双布鞋, 穿了好长时间, 好象是他妈妈做的.
我们班上第二个离我们远去的是谢明. 谢明比我小两岁, 父亲是武汉军区的军级干部, 运动健将, 特别是游泳, 他的耐力和技术都是一流的, 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国高校运动会. 谢明是应届毕业生考上的, 不象我们耽误了两年, 应该说他属于第一批没有受文革灾难波及的时代宠儿, 加上他家不容质疑的红色背景以及和我们的宿舍相距较远的原因, 大学的前两年几乎没有接触. 其实大学也是讲究圈子的, 自从知青时代因为政治条件不让我报名参军以后, 我对军队子弟总是有一种异己感, 也就敬而远之.
和谢明的近距离接触是因为我们曾经一度成为情敌. 七七级经历的年代是波澜壮阔的, 政治在我们那一代人的血液里仍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也许我们曾希望回避它, 但它仍然毫不留情强加于你. 那位女生的家父是一位地区的中级干部, 对女儿男朋友的政治背景相当的敏感,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误入歧途, 不惜亲临学校来阻止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记得那次闹得满城风雨, 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在大会上声色俱厉地不点名批评了我. 后来春游, 那位女生把谢军长的儿子带回家, 才算告一段落.
所谓不打不成交, 这以后, 让我聚焦了对谢明的关注, 我发现谢明绝不是一个纨绔子弟, 谢明的聪明和用功也是一流的, 教学科长刘花园让我和于刚组织了一九八一年的那次CUSPEA考试复习, 谢明被应邀加盟, 从那时起, 我们就成了朋友, 我们一起会疹过哈佛和康乃尔物理博士资格考试中的难题, 谢明的功底深厚, 那一年以全国第九名的成绩考取了斯坦福大学, 而我则以第四十四名的成绩考取了哥伦比亚. 我们情敌关系也终于终止. 一位中文系非常漂亮的女孩爱上了他, 而他却爱上了游泳队里的队友吴梅. 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喜欢吴梅, 他悄悄的对我说, 吴梅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出国前, 谢明请我去他家吃饭, 饭桌上谢军长问起我父亲是不是党员, 被谢明狠狠的冲了他老爹一顿.
谢明是我们中少数在学术界留下来的精英, 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的CUSPEA二十周年纪念会上, 那次他讲的是如何用高频电场加速粒子, 晚上我们一起在西单吃的晚饭, 谈到物理, 谈到数学, 谈到吴梅, 谈到各自的家庭和孩子, 也谈到大学荒唐的岁月, 说到幽默处, 两人开怀大笑. 再后来, 2004年我去劳伦兹实验室访问时给谢明打了一个电话, 邀请他去旧金山的唐人街晚餐, 那一次他没有来, 只是在电话里说他不想见我了, 他说他想在我的记忆里保留一个健康的记忆, 他说他病了. 半年后, 我在同学郑雨的信件里得知谢明离开了人世.
好事的大学同学又提出聚会的呼吁, 响应者繆繆, 大概都很忙. 我也是, 一些人见面都不一定记起名字来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 倒是这逝去的两位, 让我牵挂, 让我萦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