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华人作家余曦的长篇小说“安大略湖畔”出版以来，受到中国文坛的普遍好评。
最近，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刘俊撰文指出，“湖畔”是北美华文文学史上一部“独特而又重要的”作品。
刘俊是中国研究华文文学最具实力的评论家之一。
他以一部“白先勇评传”享誉海峡两岸。
刘俊在评论“湖畔”的长篇论文《斗争•爱情•语言》中，回顾了北美华文文学的发展。
他指出，北美华文文学的发端于上世纪50到70年代，以台湾留学生为主体，以白先勇、于梨华等为代表，其特征是“融入的艰难”，其作品的主人公不是遭受歧视，就是深感处于边缘。
80年代以后，大批大陆留学生和移民到来，并成为华文文学的主力。
但是，这一波的文学发展，则以“不融入”为主要特征，许多作家们虽然人在北美，作品则相当多地借助大陆经验。
除了极少数作家如严歌苓、查建华和张翎等能在融合北美和大陆经验的基础上跳出区域界限，探究普泛人性外“，其他人基本上可以说是“身在北美，书写大陆“。
同期也有一批北美内容的作品，但这些作品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炫耀”的意味。
刘俊说，将“安大略湖畔”放到整个北美华文文学史的背景看，它的独特和重要意义就显示出来了：这是又一个“融入的艰难”的故事，但其中的人们已经敢于为正义和尊严而战，并且获得了初步的胜利；整部小说，塑造了一批新型的海外中国人形象。
刘俊的评论刊登在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双月刊今年第四期上。
该期杂志专门开辟了一个《“安大略湖畔”研究小辑》，除刘俊的文章外，还收录了北美著名评论家陈瑞琳，以及上海大学硕士生王军珂、华东师大博士生王琼合作的评论文章。
这些评论，研究的角度各异，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赞赏“湖畔”所提供的生动丰富、个性突出的新华人群体形象；其中后者的文章标题就是“新华人形象和中国式叙事”。
刘俊指出，虽然作者的价值立场是站在“中国人”一边，但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却没有简单化；而是对新华人形象“进行了立体的、如福斯特所说的‘浑圆的‘处理”。
虽然中国移民们在斗争中都表现出顾全大局的一面，但每个人又都有着自己的复杂性。
穆求思对于自己的“责任”（被选为董事局成员）由敷衍到认真的转变、林莺在感情上的动摇、刘有道在婚姻问题上的软弱、金奇芬的自私、杜家琪的暴力倾向、汤嘉钰对真正爱情的退缩和回避、郝永福在生存压力下的猥琐、尤杰的性苦闷、爱丽丝的有勇无谋、姜梅英小市民式的琐碎、顾继佐的狡猾和深不可测……所有这些，都使这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中国移民血肉丰满，各有特色。
“安大略湖畔”出世以来，受到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郜元宝和公仲等的高度评价。
公仲和郜元宝还先后在中国南北两大文学报章“文艺报”和“文学报”撰文，推介“湖畔”。
他们两位的评论也集中在“湖畔“提供的海外新华人形象上。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公仲指出：早期的 《 北京人在纽约 》、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等还主要还是观感性、渲泄性、经验性、即席性的浅层次的尝试，而 《安大略湖畔 》已不乏思辩性和哲理性，余曦笔下的新移民们，已走出了孤独、悲观的阴影，逐步能冷静地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走向抗争求生存发展的道路，他们已更富有积极、进取、乐观、奋斗的精神和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思考。
这也许可以说是新移民文学的一个可喜的新起点，预示着新移民文学未来的美好前景。
”
复旦大学博导郜元宝的评论，则集中在余曦塑造人物的特点上：“人物塑造基本上遵循就低不就高、就小不就大的原则。
作者好像立志要将他的人物写小，写低，不是写大，写高。
”
郜元宝写道：作者的目的，是想揭示不同人物参与”维权”的动机，以此刻画其灵魂。
但作者没有一句拔高的话，只是照实写来。
不同人物同意采取一致行动，心理动机各不相同。
有的为了虚荣，在漂亮的异性面前炫耀自己；有的为了鼓励对自己有好感的男子；有的只因为受到公寓保安的污辱而奋起反抗；有的则为了借这件事情走出糟糕的心境。
维权行动逐渐将大家凝聚起来，成了孤寂无聊的侨居生活中唯一的亮色，但就在这时候，也有人中途插进来，竟然是因为濒临破产，想从中捞一把。
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虚玄。
“湖畔”看似平实，但比起吹得胀起来的”丰富多彩”，却别有一种实在、安稳、妥帖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