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张作霖，盘踞东北的大军阀。因为战略的需要，本应是水火关系的这两个人，居然建立起了一种超乎于寻常的个人关系。他们密切合作，建立了对抗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的军事同盟，对当时的南北政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初次接触 投石问路
1919年夏，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派侄子李守冰来粤拜见孙中山，说：“吴佩孚欺世盗名，残民肆虐，非廓清之不足以拨乱而反之正。直系军阀拥兵数万，纵横数省，非夹击之断难收廓清之效。”他希望孙中山能“接洽北方之能击吴佩孚者。”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也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
孙中山表示赞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居中联络。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以华侨资本家代表的身份与张作霖见了面，并会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准备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坦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段祺瑞)合到一块?”宁武的回答是：“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
在宁武离开天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约见了他。据宁武估计，张作霖可能已经同他的幕僚商议过与孙中山合作一事了。张作霖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着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这次是孙中山与张作霖初次的直接联系，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细，孙中山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给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则留天津静候下文。
联合讨直 孙张接近
1920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天津邀请宁武去北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话还没有谈到正题，曹锟不期而至，宁武于是先行离去。曹锟一进门就叫嚷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曹锟在家排行第三)啊?”张作霖极力否认，劝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于是拿出孙中山部属杨庶堪、宋大章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作为证物，信里牵涉到宋文林。张作霖反应很快，他马上把责任完全往宋文林身上推，随即下令把宋文林扣押起来，这才把曹锟敷衍走。
1921年2月，宁武来到沈阳，先与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混成第三旅旅长张学良进行会谈，然后拜会张作霖。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去联络一下。”张作霖指派奉军旅长李少白(又名李梦庚)同宁武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码。
在桂林大本营，宁武引荐李少白拜见了孙中山。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但在回奉天途中，他们看到有报纸载文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这是有人造谣。
果然，回到奉天后，张作霖对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他妈的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翌日，宁武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这才恍然大悟。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奉系军队退守关外，直系军队占了上风。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而孙中山此时也遭遇陈炯明叛乱事件，处境困难。孙中山平安到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候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住。”宁武在拜见孙中山时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要宁武婉言代为辞谢。
孙中山思索了一会又问宁武：“你能不能给张雨亭去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我有了款子，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宁武表示同意，回去后见机行事。张作霖见到宁武后先问起孙中山的生活情况，宁武老实告诉他，孙先生经济很困难。
9月初，张作霖派李香斋、韩麟春等人赴沪拜见孙中山。韩麟春代表张作霖赠孙中山生活费2万元，张作霖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8万!”
孙文北上 张赠巨款
1922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程潜作为代表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曹、吴大计。而此时，直系首领曹锟企图破坏孙张同盟，准备与张作霖和谈。曹锟承诺，只要张作霖愿意合作，愿意让张作霖担任副总统。张作霖对于曹锟抛来的绣球不屑一顾。
1923年5月1日，在沪待命的汪精卫再度衔命赴奉天。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孙中山提出了向张作霖借款的要求：“唯协和需五十万元，组安需二十万元，此间因战事剧烈，费款至巨，力难兼顾，拟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见复。”可见，汪精卫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借钱。同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高度评价张作霖提出的“藉武力以济和平之穷”的意见，同时承认粤方“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并提出借款70万元的请求。
张作霖在借款的问题上很爽快。5月12日，张作霖派黑吉江防司令公署参谋长沈鸿烈作为代表赴粤拜见孙中山。沈鸿烈带了一艘货轮前往广东，船上满载60万银元、12门山炮及一些迫击炮弹。
1924年夏，孙中山派大元帅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到奉天拜会张作霖父子。9月22日，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命再赴奉天，与奉系接洽军政事宜，会晤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商讨讨伐曹锟和吴佩孚的计划。10月8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
1924年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回师南苑，通电停战，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1月4日，孙中山复电张作霖，表示同意北上。
孙张会谈 无果而终
在孙中山北上途中，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推戴，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这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是对孙中山不小的打击。
直系的垮台，削弱了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对军阀本来就有利用之意，他在广州接见苏联代表达林时曾说：“等我击败吴佩孚，下一个就轮到张作霖了。”张作霖虽然对孙中山表示尊敬，但也只是把“孙先生当做一个远交的朋友而已”。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这天，天津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到处燃放爆竹。天津学生、市民等群众团体搭起牌楼，悬灯结彩，有五万多群众在码头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到来。当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才慢条斯理地出来，径直落上座。在谈话中，张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12月5日，张作霖回访孙中山。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
孙中山与张作霖在天津的两次会谈，虽表面上显得还算融洽，但张作霖的反苏反共态度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截然相反。这种政治上的重大分歧，决定了直系垮台后孙张二人的渐行渐远。
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上旅途劳顿，孙中山渐感不支，发冷发热，不得不滞留天津养病。在孙中山病重期间，1925年2月10日，张作霖派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兼东北交通委员长郑谦代表他前来探望。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张、段“三角同盟”自然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