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如此对待彭，使人不禁想起袁绍如何对待田丰之事(16)：
袁绍欲发兵攻曹。
谋士田丰尽陈弊害，竭力劝阻。
袁绍听之不悦，将田囚入牢中，遂率大军南征。
果不出田丰所料：经白马、延津、官渡数战，袁绍不敌曹操，大败而归。
此时，有人向田丰道贺：先生料事在先，“君必见重”。
田不以为然：“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
”果又不出田丰所料：袁兵败后，恐为田耻笑，非但不重用他，反而将其诛杀。
他这是由败而羞，由羞而恼怒，由恼怒而不容人，尤不容那种已被事实证明为比他袁绍高明的人。
史家陈寿评之：“绍外宽雅”，“而内多忌害”。
毛公何尝不也如此，当自己执意导演的“大跃进”彻底失败后，不仅不去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去竭力加害那些曾劝阻过自己不要犯此错误的人。
他容不得党中国中有比他毛泽东更正确的人，容不得党中国中有向他毛泽东显示刚勇气概的人。
不过，毛彭之争与袁田之争不尽相同。
两者有相似处，亦有不相似处。
相似处在於毛堪比袁，不相似处在於彭不及田。
此“不及”指的不是刚正不及，而是算度不及。
彭尽管也能发现毛一意孤行错误，并且也能直言相谏，但未能认识毛在铸成大错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迁怒他人的政治品性，相反还对他报有许多良好期望，故就不如田谋士了。
当彭目睹“大跃进”惨重失败后，并看到中共中央为补救这一过失而发布的《十二条》、《八字方针》、《农业六十条》时，竟天真地认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已因实践而得到解决。
”(17)
彭将军不仅有如此天真的想法，而且作出一些天真的举措。
1961年，中国还未从“大跃进”的浩劫中摆脱出来，仍是一片破败景象。
彭德怀却於当年九月向毛泽东提出要去农村考察。
彭此举就客观效果来说，无疑是去翻看毛搞经济建设的失败记录，无疑是去端详毛胡乱折腾出来的破疤烂疮，故很难为毛所快。
彭似是不明个中隐情而行事，结果屡碰钉子。
下乡调查前，彭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见见面。
毛答覆，现在不见，回来再见。
待到返京后，彭又提出希望能和主席谈一谈。
毛此次连个答覆也不给了。
(18)
彭本想为党再做一点调查工作，再提供一些真实情况；但没想到所获得的回报，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将他的罪名大大加重。
他又本想向党提出申诉，请予澄清自己的问题；但又没想到所获得的回应，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他的此举定性为向党发动“新的进攻”。
可见，彭德怀虽能够发现毛在政治举措上的许多弊端，却很难认识毛在内心深处里的一些弱点，如陈寿所说的那种“内多忌害”弱点；故而一方面对其牢骚满腹，另一方面又对其存有希望，仍愿意向其提意见，仍愿意向其作申诉；结果不断遭其打击，不断受其凌辱。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不及田丰对袁绍的认识。
田一眼就把袁看穿，彭则历经磨难才把毛看透，才在临终前要拒吃“毛泽东的饭”，要拒服“毛泽东的药”。
不过，话说回来，彭德怀毕竟属猛将而非谋士，难免刚勇有馀而算度不足。
借用前文所引韩非之言，彭将军可被排入“私剑”之列，田谋士则可被排入“私学”之列。
前者以刚勇气概直逼专制君主，后者则以独立见识洞察专制统治者。
实际上，在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中，既有“私剑”者，如彭本人；也有“私学”者，如党内大秀才张闻天。
后者以见识为长，能够把毛这样的专制者看得很透（参见本书第25节）。
1949年后，在整个中共内，敢於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者，唯彭德怀将军一人。
彭无疑是中共高层中最具有刚勇性格的人，故也是毛泽东主席最不能容忍的人。
彭要保持自己有话直说的一贯作风，毛要确立自己说一不二的专制权威，於是，两者间的对立乃至冲突成不可避免之势。
1959年庐山会议，则为这种冲突提供了时间、空间、以及人事机缘，於是，有了彭德怀的“意见书”与毛泽东的“反右倾”之争，有了庐山上的“龙”与“虎”之斗。
结果，彭被打倒，毛又一次获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又一次打破执政党内部力量所给予他的制约。
1934年江西广昌，当最能打恶仗的红三军团都顶不住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时，红一方面军就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
25年后江西庐山，当最敢讲真话的彭大将军都挡不住毛泽东主席的蛮干时，中国老百姓就只剩下挨饿这一条路了。
这同时意味着，打这以后，中共高层内就再也不会有人敢站出来公开指责毛泽东了；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将任他折腾，任他折腾完中国经济，再折腾中国政治，干完“第一件大事”，再干“第二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