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
□撰文：党国英 □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
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
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 情。
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
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
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认为 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 堂放开肚皮吃；后来因为粮食发生了问题，就限量供饭。
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
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 也想搞清楚。
今年8月，我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
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
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 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
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
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
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 斤。
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
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 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
粗粮是他们的主食。
地主 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
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 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民得以安心生产。
土改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 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
面对土匪流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
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
中国旧时代的匪患对农民的影响，常常甚于阶级分化的影响，这与后来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情形很不相同。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 低。
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
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
从 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
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 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
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 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
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也种了红薯。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
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
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
多 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
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 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
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
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
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 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
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
很快，粮食就吃完了。
年长村民们的记忆 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
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
这种没 有热量的东西不顶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
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
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
食堂设有事务长，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
我问村民：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
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
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
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
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
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
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
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
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 有多少人能扛得住。
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
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 糟蹋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
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 料。
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
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
没有 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
那时沙锅卖得好了。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
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
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作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
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
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
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么？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
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做党的基层领导。
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
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 的耧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
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 板凳。
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
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
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
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
日 本人侵占华北，但真正面对老百姓的是“皇协军”，日本人忙着对国共军队作战。
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 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
土匪喜欢华北平原。
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土匪。
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 动性。
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
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
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 殃了。
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活水平也不高。
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
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
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1％。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 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 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
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
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
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 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
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 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
农户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
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 饥饿的命运了。
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
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
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 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
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